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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林于翔(Yu-Hsiang Lin)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歷史研究所 論文名稱 從生態環境因素探析清帝國的中衰
(On the Decline of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相關論文
★ 從金門延平郡王祠看鄭成功信仰、形象與歷史記憶 ★ 邵晉涵史學形成之研究 ★ 清軍與太平軍在江南爭戰的嚴重後果 ★ 抗日戰爭期間長沙焚城之決策執行與後果 檔案 [Endnote RIS 格式] [Bibtex 格式] [相關文章] [文章引用] [完整記錄] [館藏目錄] [檢視]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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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嘉慶道光年間,環境異變開始陸續出現,森林面積大量縮減,草木日漸稀少,生態系統受嚴重打擊,氣候的異常也是一大主因,與「太陽黑子極小期」有著密切關聯,人破壞生態環境,面對大自然反撲,各式的災荒也紛至沓來,嘉慶與道光年間的「寒害」、「旱災」「蝗災」等相關統計結果指出,嘉道年間多較康雍乾攀升,其中旱災、蝗害頻傳,帝王多次親身祈雨,民眾遍立廟宇所在多有,而這也與人為因素脫離不了關係,山林的開墾,植被的破壞,森林的稀少對於旱災也有催化效果存在,加劇旱災頻率,生態環境的失衡,也讓蝗蟲天敵驟減也致使了蝗災的發生機率。
澇災、河患頻傳,至道光朝尤其嚴重,若以統計結果來說,嘉道年間看似比例不如康雍乾年間明顯,但若從單朝平均次數來看,道光年間的澇災比例與平均次數,均較康乾期攀升,動輒出現「淹死數人,房屋毀」、「堤決,漂沒田廬」、「水深數尺」等情形發生,而河患也是清帝國長年來所面臨的大挑戰,若把黃河、永定河、淮河之河患綜合統計之後明顯發現,嘉道年間明顯高出康雍乾年間。
雖然嘉道年間的生態危機涵蓋旱、蝗、澇、河,且不斷惡化,深刻影響清帝國的盛衰,但執政者並非無解決之策,人口的激增,在乾隆年間人口已呈爆炸性成長,至道光年間人口已破四億,造成了人地關係的惡化,其中甘藷與玉米的推廣更是一大主因,由於皆為耐旱、生長期短、適應力強之物總,成為貧困人家的重要糧食,但讓人口大增之外,種植方式,也造成環境的破壞,而氣候與人口的成長,呈現正相關,深深影響著生產潛力與災害病疫的發生。
人口的增加也帶來隱憂,過度的增長,導致了人均土地的數量下降,人為求生存,輒往山地邊界墾荒,確有造成山林的濫採問題衍生,執政者為縮減人口壓力,處理方式竟允許對「山內老林」區開發,衍生許多流民問題,衍生動亂,政府荒正舉措不當,倉儲之弊,儲糧不足,官吏中飽私囊,人民怨聲載道,官員的匿災與捏災,加深民怨。
政府處置失當,致使災害來臨之際,情況更加嚴峻,而疫病的產生在嘉慶晚期,道光初期屢見不鮮,而當政府無法給人民期待,川楚教亂、太平天國等
社會動亂也隨之產生,嘉道年間成為清代盛衰的關鍵。摘要(英) During the dynasty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environmental variation started to appear one after and other. The area of the forest reduced a lot, grass gradually appeared, ecosystem damaged hugely; abnormal weather also was a major cause, highly related to the “sunspot minimum”. Human destroy biophys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face the rebounce of nature, varieties of disaster come in a throng. Based on the related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during the period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chilling injury”, “drought”, and “locust plague” occurred much more frequently compared with the era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Especially drought and locus plague. Emperors prayed for the rain repeatedly, people built temples everywhere, but those disasters eventually highly related to the man-made factors. Reclamation of forests, damage of vegetation, and scarce forests caused a catalytic effect to the drought, also increased the frequency of droughts. Unbalance of the ecosystem caused the natural enemies of locusts drop sharply and increased the possibility of locust plague.
Waterlogging and river disaster happened frequently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Daoguang. Based on the statistic results, era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seems not that severe compared to the era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But if we evaluate from the dimension of single dynasty, the ratio and average number of waterlogging and river disaster during the period of Daoguang was higher than the period of Kangxi and Qianlong. Even easily appeared the situation about “people drowning and house destruction”, “river burst and drifting farm land”, and “a few deep feet water” happened. River disaster was a long-term challenge. If we take comprehensive statistic of river disaster of Yellow River, Yungting River, and Huaihe River to see, period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were truly higher than the period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Although the ecological crisis during the era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which included drought, locust plague, waterlogging, and river disaster wa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deeply influenced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Qing Dynasty. Dominators still had solutions at the poin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the era of Qianlong has grown explosively. The population already broke through to four billion which caused the deterioration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However, promotion of sweet potato and corns was also a major cause. Both of the sweet potato and corns were good at drought tolerance with short growing period, also are highly adaptable species, they had already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food for those who suffered. Besides the growing population, the way of planting also caused the damag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limate also caused a direct correlation of the population growth, deeply influenced the potential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cause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lso brought potential worries, excessive growth caused declining quantity of land per capita. In order to survive, human went to reclaim the border also caused the problem of deforestation. The governo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they unexpectedly let people to develop the area which was very far-off and caused a lot of refugees and turmoil. The improper behavior of the government caused severe resentment.
The way how government handled everything caused the chaos even more pessimistic. The epidemic disease occurred at the late period of Jiaqing , it was also occurred pretty often while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Daoguang. When governments no longer be able to give expectance to their people, just like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etc., social unrest started to occur, era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became the key of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Qing dynasty.關鍵字(中) ★ 環境史
★ 嘉道中落
★ 帝國中衰
★ 生態危機
★ 小冰期關鍵字(英) ★ Environmental history
★ declining era of Jiaqing and Daoguang
★ decline empire
★ ecological crisis
★ Little Ice Age.論文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4
一、 專書方面 4
二、 論文集 6
三、 期刊、學位論文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 7
一、 文獻分析法 7
二、 長時段觀察法 8
三、 量化統計法 8
第四節 章節安排 8
第一章 嘉道年間的生態背景 9
第一節 環境異變與生態危機 9
第二節 太陽黑子與明清以降小冰期氣候 13
第二章 嘉道年間生態危機的惡化 22
第一節 寒害 22
第二節 旱災 25
第三節 蝗災 28
第四節 澇災 34
第五節 河患 43
第三章 嘉道年間應變失敗的背景 46
第一節 人口的遽增 46
一、 清代人口的激增 46
二、 清代人口的激增的影響 53
第二節 政府處理之失敗 54
一、 向山開發與環境破壞 54
二、 荒政弊端與災害加劇 55
第四章 應變失敗的後果 61
第一節 饑荒與疫病的蔓延 61
一、 饑荒 61
二、 疾病 62
第二節 社會動亂的頻仍 67
一、 白蓮教亂 68
二、 太平天國之亂 69
第三節 帝國的中衰 71
結論 73
徵引書目 75參考文獻 一、 史料
《續修四庫全書‧第三百九十九冊‧史部‧紀事本末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宋﹞蘇軾,《蘇軾文集》http://www.sidneyluo.net/i/i04/1007.htm,擷取日期,2013/1/15。
﹝宋﹞蘇軾,王文誥、馮應榴輯註,《蘇軾詩集。次韻章傳道喜雨》,卷13,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
﹝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清﹞文慶等修纂,《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一)》,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
﹝清﹞朱子春等纂修,《鳳縣志‧地理志》,卷1,光緒十八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清﹞周士楨纂修,《竹山縣志‧風俗志》,卷7,同治四年刊本。
﹝清﹞洪亮吉,《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清﹞席裕福纂,《皇朝政典類纂》
﹝清﹞崑岡等修,《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清﹞常丹葵修,鄧光仁纂,《竹山縣志‧風俗志》,卷10,乾隆五十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
﹝清﹞曹振鏞等修纂,《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二)》,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
﹝清﹞清李麟圖纂修,《鎮安縣鄉土志‧物產志》,卷下,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清﹞陳玉祥等修,劉希關等纂,《祈陽縣志‧山川志》,卷4,同治九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清﹞陳芳生〈捕蝗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清﹞舒鈞纂修,《石泉縣志‧田賦志》,卷2,道光二十九年刊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等校,《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清﹞慶桂等修纂,《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四)》,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
﹝清﹞慶桂等撰,〈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二十八〉,《續修四庫全書‧第三百九十九冊‧史部‧紀事本末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清﹞嚴如熤,《三省山內風土雜識》,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5。
﹝清﹞饒玉成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八十二‧兵政十三‧山防》,「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節取日期2018/6/12。
﹝民﹞程大墇、黃占梅,《桂平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7年),頁1260-1261。
二、 論著
(一) 專著
Philip.Zimbardo著、游恆山編譯,《心理學》,臺北:五南出版社,1989年。
不著編人,《科學常識百科(生理衛生‧醫療衛生篇》》,臺北:雪山圖書出版社,1981年。
方行、經君健、魏金玉,《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上)》,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
王利華主編,《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北京:新華書店,2007年。
田家康,《氣候文明史》,臺北:城邦文化,2012年。
田豐、李旭明主編《環境史:從人與自然的關係敘述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朱誠如,《清朝通史‧乾隆朝(上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新華出版,2000年。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911》,北京:三聯書局,1957年。
李文海、周源撰,《災荒與饑饉1840-191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李文海、夏明方,《天有凶年︰清代災荒與中國社會》,北京: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李文海主編,《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汪榮祖,《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孟昭華,《中國災荒史記》,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年。
竺可楨,《竺可楨文集》,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79年。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版。
康沛竹,《災荒與晚清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張艷麗,《嘉道時期的災荒與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許靖華,《氣候創造歷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年。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北京:三聯書局,1983年。
陳嶸,《中國森林史料》,南京:中華農學會,1951年。
喻松青,《明清白蓮教研究》,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彭澤益,《太平天國革命思潮》,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
曾華碧,《人與環境:台灣現代環境史論》,臺北:正中出版社,2001年。
葛全勝,《中國歷朝氣候變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年。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趙剛,《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之變遷》,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6年。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
蔣維明,《川湖陝白蓮教起義資料輯錄》,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年。
蕭一山,《清史大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
魏斐德(Frederic.Wakeman)著、康彥博譯,《大清帝國的衰亡》(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臺北:時報出版,2011年。
羅威廉(William Rowe)著、李仁淵、張遠譯,《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
(二) 期刊論文
丁光玲,〈清朝前期的人口流動與土地開發(1644~1795)〉,《復興崗學報》,2005年第85期。
孔蔚,〈江西的劉猛將軍廟與蝗災〉,《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
王珮良,〈美洲作物入湘〉,《文史博覽》,2008年第5期。
王淑芬,〈清代治山防洪環保策略之探討: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國立臺北大學學報》,第19卷第1期。
王紹武、王日昇,〈中國的小冰河期〉,《科學通報》,1990年第10期。
王紹武、葉瑾琳、龔道溢,〈中國小冰期氣候〉,《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1期。
王業鍵、黃瑩玨,〈清代中國氣候變遷、自然災害與糧價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王榮川,〈太平天國群眾運動背景剖析〉,《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笫三編‧太平天國)》,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
王榮川,〈太平天國群眾運動背景剖析〉,《復興崗學報》,1977年第17期。
包茂宏,〈唐納德‧沃斯特與美國環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
朱士光、王元林,〈歷史時期關中地區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1期。
江田祥,〈客民、地方社會與白蓮教空間擴散——以清乾嘉之際鄂西南來鳳縣為中心〉,《江漢論壇》2007年第6期。
何凡能、葛全勝、戴君虎、林珊珊,〈近300 年來中國森林的變遷〉,《地理學報》,2007年第1期。
何凡能、戴君虎、葛全勝,〈從康雍乾墾植政策看中國清前期墾荒發展趨勢〉,《地理研究》,2005年第6期。
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三)〉,《世界農業》,1979年第6期。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新華出版,2000年。
李伯重,〈「道光蕭條」與「癸未大水」──經濟衰退、氣候劇變及19世紀的危機在松江〉,2007年第6期。
李鋼、王乃昂、李卓侖,〈中國歷史蝗災動態的社會影響及生態環境意義〉,《地理科學進展》,2010年第11期。
汪榮祖,〈「天地之盜」:明清帝國生態危機綜說〉,《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0年第51期。
孟普,〈清代陝西的農業開發與生態環境的破壞〉,《史學月刊》,2002年第10期。
孟靜靜、趙景波,〈關中地區清代蝗災變化研究〉,《自然災害學報》,2011年第3期。
竺可禎,〈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1973年第2期。
姜雪娥,〈淺談洪亮吉人口思想〉,《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洪業應,〈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0年第9期。
凌大燮,〈我國森林資源的變遷〉,《中國農史》,1983年第2期。
馬雪芹,〈明清時期玉米、番薯在河南的栽種與推廣〉,《古今農業》,1999年第1期。
張芳,〈明清時期南方山區的墾殖及其影響〉,《古今農業》,1995年第4期。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開與環境變遷初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期。
張崇旺,〈試論明清時期江淮地區的農業墾殖和生態環境的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
張敏波、劉鋒,〈清代番薯引種栽培對湘西種植業的影響〉,《湖南農業》,2007年第3期。
張瑞,〈瘟疫與謠言──以嘉道大疫為中心的探討〉,《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章楷、李根蟠,〈玉米在我國糧食作物中地位的變化──兼論我國玉米生產的發展和人口增長的關係〉,《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
許靖華,〈太陽、氣候、饑荒與民族大遷移〉,《中國科學(D輯)》,1998年第4期。
陳虹娓,〈乾嘉時期的吏治腐敗與清王朝的衰亡〉,《長春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7期。
曾華璧,〈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
湯懋蒼、柳艷香,郭維棟,〈天時,氣候與中國歷史(I):太陽黑子周長與中國氣候〉,《高原氣象》,2001年第4期。
閔宗殿,〈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及相關問題〉,《古今農業》,2003年第1期。
馮松、湯懋蒼,〈2500年來的太陽活動與溫度變化〉,《第四紀研究》,1997年第1期。
黃冕堂,〈中國歷代糧食價格通考〉,《文史哲》,2002年第2期。
葉式輝,〈太陽黑子研究的新進展〉,《天文學進展》,1998年,第1期。
趙聖濤,〈白蓮教起義失敗原因探析〉,《理論界》,2010年第10期。
趙聖濤,〈乾隆後期河南的災賑與番薯推廣〉,《蘭州學刊》,2010年第8期。
劉永光,〈政治腐敗與清王朝覆滅〉,《安徽史學》,2001年第2期。
劉洪升,〈明清濫伐森林對海河流域生態環境的影響〉,《河北學刊》,2005年第5期。
劉翠溶,〈清代倉儲度穩定功能之檢討〉,《經濟論文》,1980年第8卷第1期。
劉翠溶、費景漢,〈清代倉儲制度功能初探〉,《經濟論文》,1979年第7卷第1期。
樊志民、馮風,〈關中歷史上的旱災與農業問題研究〉,《農業考古》,1997年第3期。
樊寶敏、董源,〈中國歷代森林覆蓋率的探討〉,《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樊寶敏、董源、張鈞成、印嘉佑,〈中國歷史上森林破壞對水旱災害的影響─試論森林的氣候和水文效應〉,《林業科學》,第39卷第3期。
鄭維寬,〈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廣西傳播問題新探〉,《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1期。
鄭維寬,〈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廣西傳播問題新探〉,《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1期。
魯克亮,〈清代廣西蝗災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藍勇,〈明清美洲作物引進對亞熱帶山地結構性貧困形成的影響〉,《中國農史》,1993年第4期。
譚作剛,〈清代湖廣垸田的濫行圍墾及清政府的對策〉,《中國農史》,1985年第4期。
嚴奇岩,〈論嘉道時期我國的生態災變〉,《農業考古》2012年04期。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人口壓力下的生態環境惡化及其對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1期。
(三) 學位論文
郭菱琬,《氣候災變與太平天國興起之再討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蔡秉叡,〈和珅與乾隆朝晚期政局(1775-1795)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楊肅毓,《清代地方治蝗──以道光十五、六年江西蝗災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四) 研討會暨論文集收錄論文
王社教,〈殊途同歸:明清時期玉米和番薯在中國的傳播和推廣〉,收錄於劉翠溶主編,《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
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略論〉,收錄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
張先恭、趙溱、徐瑞珍,〈祁連山圓柏年輪與我國氣候變化趨勢〉收錄中國氣象局編《全國氣候變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1981年。
(五) 工具書
何步超編,《清史年表》,臺北:華聯,1966年。
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佈圖集》,北京:新華書店,1981年。
張德二主編,《中國三千年氣象紀錄總集》第四冊‧清代(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
陳高傭等,《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下)》,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
?
三、 網路資源
徐勝一,〈歷史氣候編年〉,http://www.sciencehistory.url.tw/download/歷史氣候編年檔--資料總集.txt,擷取日期:2016/11/2。
劉翠溶,〈中國環境史研究芻議〉,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091,擷取日期2016/10/12。
劉士永,〈人、環境與歷史:從「人定勝天」到「積漸所至」〉,《中央研究院週報》,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19/1937.pdf,擷取日期2016/11/21
「中西曆對照查詢系統」,http://thdl.ntu.edu.tw/datemap/index.php,擷取日期2016/11/12。
John A. Eddy, “Climate and the Role of the Sun”,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http://www.jstor.org/stable/203068?seq=2,擷取日期2016/12/11。
「番薯對氣候環境的要求和反應」,「三農直通車網」,http://fangzai.gdcct.gov.cn/tech/201111/t20111118_621192.html,擷取日期2014/3/25。指導教授 汪榮祖(Jung-tzu Wang) 審核日期 2018-8-23 推文 facebook plurk twitter funp google live udn HD myshare reddit netvibes friend youpush delicious baidu 網路書籤 Google bookmarks del.icio.us hemidemi my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