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春秋外王學研究

NC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 文學院 > 中國文學研究所 > 博碩士論文 > Item 987654321/4217

請使用永久網址來引用或連結此文件: http://ir.lib.ncu.edu.tw/handle/987654321/4217

題名:	熊十力春秋外王學研究
作者:	林世榮;Shih-Hung Lin
貢獻者:	中國文學研究所
關鍵詞:	熊十力;秋公羊學;三統;三世;內外;統;主;命
日期:	2000-06-07
上傳時間:	2009-09-22 09:14:39 (UTC+8)
出版者: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摘要:	本論文共七章。　　第一章〈導論：研究動機、目的與寫作方法及主題之展開〉，略述寫作緣由與全文主旨所在，以利爾後各章順遂展開。在西潮東漸下，當代新儒家所面對精神迷失及文化解體危機，既深且迫。熊十力對此深有所感，其《新唯識論》平章華梵，融合儒佛，兼攝道家，而歸宗於《易》，對佛學儒學皆予終極探究，從而挺立道德主體性。在奠定以道德主體為本之義理規模後，熊氏即由內聖而外王，向經世濟民之社會實踐邁進，其《讀經示要》、《原儒》等，直承先儒內聖外王之教，重開孔孟外王事業，對當代政治社會發展，國家前途方向，以至如何實踐以進入整體生活世界等問題，所論極精。故對熊氏外王思想作深入探討，實屬必要，不僅意謂必對傳統政治作一終極反省、檢視，且對未來政局實亦開啟一可能且可行之方向。熊氏乃以《易》、《春秋》、〈禮運〉及《周官》為主而予詮釋闡發，又以《春秋》為其核心，透過對諸公羊家之批判以彰顯己意，建立理論系統，從而揭示心中理想之外王學。故應將其說置於思想演進脈胳中以探討之，既重其義理內容，亦觀其歷史演變，是以本文乃採「觀念系統」（即「本質意義」的解析）與「思想史」（即「發生意義」的解析）兩條進路兼而並用為研究方法。從觀念系統之進路，才可見出熊氏對春秋學中心意旨三科九旨說之獨特見地，從思想史之進路，才可見出其與諸公羊家之差異及其特色所在，且唯兩者交互為用，才能面面俱到相得益彰，使其說完全朗現而無遺。由此即可見熊氏春秋外王學實以革命、民主為其主旨所在，與諸公羊家有絕大差異，故研究其說時，應扣緊此主題，方能與之相應而無偏失。　　第二章〈春秋學之詮釋進路〉，闡明熊氏之春秋學與諸公羊家極不同，須對其詮釋進路有一整體瞭解而無誤之後，才能對其內容作更進一步探究。基本上，熊氏與清諸公羊家大抵無異，肯定《春秋》為孔子作，《春秋》三傳以《公羊》為主，而治《春秋》當本之董仲舒、何休。但熊氏認為胡母生及董、何等猶有不盡不實之處，亟須揀別，而劉逢祿及皮錫瑞、康有為等皆不出胡母及董、何之範圍，亦未臻圓融。故熊氏雖與彼等之詮釋進路相同，但在義理抉擇上則與之截然異趨，認為必深知微言與大義之別，才可得《春秋》「借事明義」之旨，而孔子作《春秋》之本懷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方能彰顯無遺。　　第三章〈春秋學之思考基點〉，闡明熊氏之言《春秋》，乃緊扣《易》言，《易》無疑為其思考《春秋》之基點，故其常言「《大易》《春秋》相表?」。首先，熊氏認為《春秋》之元即《易》之乾元。《春秋》「變一為元」之說，自董、何起即認為含有深意，但熊氏則以董、何等將元解為氣之說，猶未得《春秋》改元深意，故極力反對，並賦予元以新意，認為不能將元僅解為氣，蓋其無疑乃氣之所以為氣之理，實即太極、仁及本心，亦即乾元。其次，熊氏認為三世義與鼎革二卦等通，而更究極地說，三世義實本於《易》，且以元為本，由仁義而治，並強調宜治時而不貴因時，乘時興變，與時偕行，以開物成務而拯天下，由捨據亂而趨升平以抵太平。最後，熊氏認為太平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即乾元用九見群龍無首吉。《春秋》世進太平，則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此純以德行為主，內重修己，外而治人，皆本仁而行，而歸乎中和，絕無首出庶物而剝削群眾之事，此即見群龍無首吉。由上可見二經關係密切，《春秋》實根源於《易》，如此才有本有根，由內聖以通於外王，而為真正外王學。　　第四章〈一以革命為主之三世說〉，闡明熊氏借由對兩漢至清三世說之批判，從而提出己意。熊氏認為兩漢公羊家，不論胡母、董氏之所見三世，或何休之據亂三世，皆以君臣恩義為言，深受帝制束縛，遂令孔子倡言革命以推翻君權之意，隱而不彰；而清諸公羊家，自劉逢祿以迄皮、康等，因久處帝制之下，所言三世義亦不出胡母及董、何範圍，皆以君臣恩義為主，而不識《春秋》改亂制深意。故熊氏力加批判，認為此實不可稱為「張」三世。熊氏既以《春秋》旨在推翻君權，廢除統治階級，為全人類開太平，而三世義乃春秋學之宏綱鉅領，即不能受君臣恩義影響，無視於亂制，而須起而革命，撥亂反正，方能捨據亂而趨升平以抵太平，如此才真是「張」三世。是以熊氏極反對歷來所謂改朝換代之革命，蓋此換湯不換藥，雖易位換人，實際上君權則未取消，只是「橫的革命」。職是之故，熊氏力倡「縱的革命」，認為唯由人民起而推翻君主，從而取消君權，人人平等，永無剝削，方為真正革命。熊氏並強調不論革命未成之時或成功之後，三世治法皆以仁義為本，蓋唯如此才能永無剝削而達至人人平等。熊氏實見到問題癥結所在，故抉發經典賦予新意，冀為未來政局提供新契機，此誠值重視。　　第五章〈三統歸於一統之仁統說〉，闡明熊氏既以張三世旨在撥亂反正，起而革命，則順此而言，通三統亦非為維護統治階級之君統，而是以仁垂統，以仁統天下，即三統歸於一統之仁統。熊氏認為董、何等之三統說，最終則演成為君主服務之大一統，而此說影響深遠，遂使二千年來政局，始終不出家天下範圍，不能朝天下為公思想邁進。故熊氏力加批判，認為孔子乃制法主，亦即素王，其作《春秋》制萬世法，即在以仁垂統，以仁統天下，是以孔子之後能繼此統者，並非天子，乃凡能行仁之人者。兩相比較，董、何等將通三統說成大一統，意在鞏固君權，在熊氏看來，此則以凡情而度聖心，根本不識通三統之義；熊氏則將之予以創造性詮釋，認為通三統即歸於一統之仁統，不僅無違孔子之說，深合《春秋》本旨，更指出整個中國文化傳統精神所在，所謂「文沒、在玆」，故維仁統於不墜，實為全中國人之責任。故此統必非君統，亦非大一統，而是仁統，可見熊氏已超越董、何，直承孔子，為《春秋》注入新意，使之更有發展性。　　第六章〈春秋外王學之治法論〉，闡明熊氏對《春秋》張三世、通三統撥亂反正，達至太平大同，其具體治法為何之說。熊氏認為《春秋》本仁為治，由據亂而升平，其蘄向則在太平，故於據亂及升平之治法所言較詳，尤以井田制及升平世四大治法，最為其所稱讚。蓋《春秋》治法以均平為要，而井田即以均平為言，若能施行得宜，則無窮厄、兼並之患。至於升平世四大治法，則頗獎勵霸道，蓋王道未可一蹴而幾，故獎勵霸道，令其健而又健持續不懈，直向王道而趨，以至太平。熊氏並擴及〈禮運〉，認為小康為據亂世、大同為太平世治法，故須捨小康而進至大同。是以熊氏極反對康有為將大同、小康兩相並存之說，並進而提出己見，認為小康之世有君，大同之世則無君，由小康至大同尚有升平世一階段，則為「君擁虛號」時代，此時君乃一爵稱，與百官無異，且必如此才能由有君之小康時代進至大同之無君時代，而為春秋外王學指出一宏偉之理想境界。熊氏更打破今古文之分，認為欲達此理想境界，則有賴《周官》。熊氏之重視《周官》，乃因以之為孔子作之故，若從考據方面而言，此自非篤論，只可視為其一家之言。然此等外緣考證，屬經學史論斷問題，而非經學內容問題，是以熊氏縱於此有失，但並不影響《周官》內容之重要性。熊氏認為《周官》所言正是升平世大法，既由此而離據亂，並由此以至太平，實為《春秋》撥亂反正之關鍵所在，從而達至真正之太平大同。　　第七章〈結論：熊氏春秋外王學之釐定〉，經由以上各章之探討，可見熊氏既賦《春秋》以新意，並為春秋學開啟新方向。首先，須對熊說予以價值重詁，於其考據方面之失，固無須為之避諱，且應糾正補足，而其所抉發精意，則應予重視，並加發揚。復次，熊氏從《春秋》所抉發之革命、民主之意，實與諸公羊家不同，頗合孔子之意，且又深具時代意義，不僅對二千年來之政治思想予以終極性之整體探究，並為清末民初以來之革命理論、民主思潮釐出一可行之路。復次，熊氏之春秋外王學，不僅超克董、何以及皮、康等，實乃承繼明末王船山、顧亭林及黃梨洲，且邁越之，並上溯孔、孟，冀使外王事業真能展開而落實，其說誠有價值，影響亦正深遠，在整個歷史長流中，實具承先啟後地位。最後，對熊氏春秋外王學有一全盤理解之後，即可發現其已為後人開啟諸多研究面向，深待吾人以其說為基準而加以探討，並予發揚。
顯示於類別:	[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碩士論文

文件中的檔案:

檔案	大小	格式	瀏覽次數

在NCUIR中所有的資料項目都受到原著作權保護.

社群 sharing

資料載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