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紅─以北方婦女為中心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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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明代女紅─以北方婦女為中心之探討
Authors:	梁淑萍;Chu-Bin Liang
Contributors:	歷史研究所
Date:	2001-06-05
Issue Date:	2009-09-22 09:29:43 (UTC+8)
Publisher: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Abstract:	一、研究動機針對明代婦女的研究多集中於節烈婦女、以及婦女在文學上的表現等，但不論是文學上有表現的婦女或是貞烈、職業婦女，其實都只是眾多婦女中的一個少數群體，無法呈現普遍性的婦女生活1。筆者以女紅為中心來探討明代婦女，主要目的是想就一普遍性的婦女活動，廣泛均衡的審視大多數傳統婦女日常生活的各個面象，以在明代婦女研究長期以來集中於婦女貞節觀2、文學表現及職業婦女3等議題之外，提供另一個思考空間。尤其在史料中發現，古代婦女的「女紅」做得好與否，常是做為評價其「婦功」的指標之一4。女紅不僅是中國過去規範婦德、評量婦功的依據，更 1 因為明代識字的婦女不普遍，而識字又有文字作品流傳者更少，以此議題研究出的婦女，只能看作一個特定群體的現象，不能視為廣大明代婦女的代表。而節婦烈女在明代雖大量出現，但據董家遵的統計，有明一代節婦烈女人數約35,829 人，相較於眾多沒有被記載的平凡婦女而言，他們也只能看作是少數。職業婦女就更不用說，其代表性更低。以上參考董家遵，〈歷代婦女節烈的統計〉，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 1992，頁53-54。衣若蘭，〈從「三姑六婆」看明代婦女與社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林麗月， 1997；孫康宜著，李奭學譯，〈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本文英文稿原名：〝Ming- Qing Women Poets and the Notions of ‘ Morality ’ 〞) ，《中外文學》， 1993， 21 卷11 期，頁112。 2 以貞節為主題的明代婦女研究有：蔡凌虹，〈明代節婦烈女旌表初探〉，《福建論壇》( 文史哲版) ， 1991，頁44-48；安碧蓮，〈明代婦女貞節觀的強化與實踐〉，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5；〈明代婦女貞節旌表制度的建立〉，收入政治大學主編「第一屆兩岸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抽印本， 1996. 7 月23-24 日；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國立台灣大學出版， 1997，初版；陳俊杰，〈明清士人階層女子守節現象〉，《二十一世紀》， 1995， 27 期，頁98-107。 3 以明代婦女文學表現及職業婦女為探討的有：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書店， 1985，初版；康正果，〈重新認識明清才女〉，《中外文學》， 1993， 22 卷6 期；衣若蘭，〈從「三姑六婆」看明代婦女與社會〉， 1997。林麗月，〈明代的女性職業與職業婦人〉，收入政治大學主編「第一屆兩岸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抽印本， 1996。 4 例如：被尊稱為「曹大家」的班昭，在其所著《女誡》一書中云：「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 … . 是謂婦功… 」。（收入明，黃尚文，《閨範》，卷六，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微卷，頁３８），而明代廣為流 V 與中國婦女的一生環環相扣，她們在一生下來，即馬上被賦予「女紅」的責任 5。藍鼎元(1675 -1733 )用一句貼切的話來形容女紅和女子的關係：「婦人終老深閨，女紅之外，別無事業… 」6，據此，「女紅」可說是女人自懂事之後，即終其一生、長相左右的事業。婦女的這項「事業」，如何在其日常繁忙的家務中得到有效的協調與運作，其發揮的影響又是如何，以及「女紅」背後所牽涉到的家庭、社會和經濟問題，這都是筆者深感興趣的。此外，有關於明代議題的研究，多集中於經濟富裕、商業活動熱絡的南方地區7，相較於此區，雖然北方的研究空間還很大，但由於史料上的侷限8，因此較乏人問津9。以婦女史言，明代婦女研究便多集中於南方婦女的探討10，傳的女教書籍《女兒經》則云：「女兒家，有四德… 德容言工無欠　… 做女兒，四要工，不是繡虎與描龍，冬夏時勤紡與織… 」（明，趙南星，《女兒經》，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義興堂善本，頁４ a-4b ）。這裡的「紡績」與「紡織」皆是本文所稱的「女紅」之一。 5 班昭《女誡》中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藍鼎元《女學》中曾加以註解曰：「古者生女三日，弄之瓦磚。以明紡績織紉，為婦人所有事也」。參考藍鼎元，《女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8 冊，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 1997，初版，頁 583。 6 藍鼎元，《女學》，頁583。 7 以明代南方為研究範圍的有：徐泓，〈明末社會風氣的變遷─ 以江、浙地區為例〉，《東亞文化》， 1986， 24 期，頁9-17；王廷元，〈論明清時期江南棉紡織業的勞動收益及其經營型態〉，《中國經濟史研究》， 1993，第2 期，頁91-98；范金民，〈明代南京絲織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3，第2 期，頁41-48；唐立宗，〈明清之際江南地區農業生命及其利潤─ 《補農書》研究史的檢討〉，《史原》， 1999，第21 期，頁41-85 等多篇作品(由於作品數量繁多，不一一贅列) 。 8 明史學家謝國楨曾說：「研究元明以來的歷史，仰賴於野史和文集」(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頁214)。而台灣所見明人文集除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之外，還有就是台北的國家圖書館藏之明人文集數量最多，但其收藏的文集以中國南方為多，北方的文集份量相當少。 9 以北方為研究範圍的有：山根幸夫，《明清時代之華北定期市場研究》，東京：汲古書店， 1995；徐泓，〈明代後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收入中央研究院經濟 VI 對北方婦女的研究付之闕如。所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於1997 年出版一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1，將大陸及台灣較佳的文集版本幾乎網羅，使文集的收錄更形完備，也讓筆者有了足夠研究北方之史料資源，此亦促成筆者的研究動機之一。二、史料徵引本文主要史料有五大類。首先是文集，本文大量採用北方作者的文集12，主要原因是份量夠多，文集中婦女的墓誌銘、行狀和單獨的傳記也很多，在各區域的取樣上可以普遍照顧。其次是地方志，本文採用相當多北方地方志，尤其集中在〈烈女〉、〈節婦〉、〈風俗〉和〈物產〉等部分。原因是：上述文集資料，多是為上層階級婦女而寫，而地方志則顧及所有階層的婦女，可以補文集之不足。再次為女教書和家訓書，對於女紅的思想背景部分，需要女教書和家訓類資料13來補充。最後是農書和小說的使用。研究所《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第1 冊， 1989；許檀，〈明清時期山東生產資料市場初探〉，《中國經濟史研究》， 1995，第3 期，頁40-63；田培棟，〈明代關中地區農業經濟試探〉，《北京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 1984，第2 期，頁10-19。 10 例如：羅麗馨〈明代紡織手工業中婦女勞動力之探討〉與李媛珍〈明代的命婦生活〉，雖然在題目上僅言婦女或命婦，並無南北之分，但所用資料明顯集中於南方，因此可視為對南方婦女之探討。以上參考：羅麗馨，〈明代紡織手工業中婦女勞動力之探討〉，《興大歷史學報》， 1999，第9 期，頁21-43；李媛珍，〈明代的命婦生活〉，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7。另外，由題目可直接看出討論南方婦女者有：許周鶼，〈論明清吳地女性自強意識的初醒〉，《學術月刊》， 1995，第5 期，頁62-66。以及李伯重，〈從「夫婦並作」到「男耕女織」─ 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討之一〉與〈「男耕女織」與「婦女半邊天」角色的形成─ 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討之二〉皆屬之。 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社， 1997，初版。 12「北方作者的文集」，這裡的「文集」指的是集部中的別集類而言。而「北方作者的文集」是以作者的籍貫為依據，凡籍貫為北方者的文集作品皆屬之。 13 所謂「家訓」，按鍾豔攸的解釋就是：「父祖等長輩教育子孫如何修身、讀書、齊家、居官的勸勉訓誡之辭，與規範家人的行為準則」。參閱鍾豔攸，〈明代家訓類文獻簡介〉，《明代研究通訊》，第2 期，台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出版， 1999，頁41。 VII 三、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使用傳統史學研究法。至於女紅與經濟結合的部分，本文將採統計法，並繪製統計圖表，以數字呈現局部的史實。但有些問題是無法量化的，例如思想或行為部分用「統計法」就不適合，它側重於「量」的分析，在「質」的分析上明顯不足。所以，「統計法」只能算是輔佐性質，本文仍以傳統史學重「質」的研究為主，而以「統計法」量的分析為輔。四、研究結果明代雖處於一男女界限逐漸混淆的時代，有一些婦女(如：三姑六婆) 走出家門，參與了社會活動，但北方地區仍有不少婦女固守傳統婦女的標準─ 在家內從事女紅。事實上，在明代這樣處於男女界限逐漸鬆綁之際，卻仍有眾多婦女從事家內的女紅活動，難道只是因為男性的束縛嗎？其實，正因為女紅處於「主內」的框架下，男性無法插手干涉，因此女紅反倒成了婦女自主發揮的極佳場域。婦女做女紅雖由表面上看是單一的活動，但實有多重面相。對婦女而言，有時是藝術天份的發揮，有時是求經濟獨立的一個途徑，有時則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情緒抒發及休閒等多功能場域。並不像一般想像的那麼悲情和單純14。有些學者認為婦女教育的目的不在於讓她們學習知識、開發智力，而是要讓她們知曉禮法、婦道，成為最符合男權社會要求的賢女貞婦15，而陳東原也認為女子教育即所謂的「事夫主義的教育」16。但我認為有些偏頗，至少在女紅之中看出並非如此。女紅所傳授的技術對婦女而言，相當於現代的實用教育或技職教育，目的在培養其有一技之長，雖有女德攀附在其中，但主要目的還是使婦女能在生活中自食其力或補助家庭，兼有發展女性的藝術天份、涵養其休閒活動之多種功能，實非一句「事夫主義的教育」所能蓋括。誠如孫康宜所云：班昭曾試圖把婦德大義17附會到《左傳》中的生命三不朽(立德、立功、 14 洪玉仙，〈女紅的悲情世界〉，《文物雜誌》， 1992，第4 期。 15 高世瑜，《中國古代婦女生活》，頁57。 16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0，頁55。 17 班昭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 VIII 立言)觀念中18，果真如此，則婦女看似平凡無奇的生活當中，其實也蘊藏著女性自我的理想、自我的實現，而女紅活動就是一最佳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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