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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啟匡(KWAN KAI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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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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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康有為經世儒學的理論基礎與孔門傳承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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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
康有為總體的儒學著作涵著經世儒學的思想導向，其核心問題為：中國的儒家傳統何以能推動光緒朝的政治改革？為了回應這個問題，康氏所主張的儒家人性論，是其改革動力根源上的理論基礎。
本論文的重點在於掘發出貫穿於康氏豐富論著中的思想脈絡。筆者發現透過梳理康氏的人性論和工夫實踐，才足以勾勒出通貫其儒學著作的一條思想主軸。康氏在此思想主軸下所闡釋的孟、荀思想，提出了獨特的合會孟荀的人性論、工夫論之氣性觀點，實不容忽視。
所以，筆者需釐清康氏合會孟、荀人性論，以開顯孔子氣性的人性論、工夫論的理論架構。其中，康氏主張氣性三品說，認為人類天生，有極少數者為「上智」和「下愚」，絕大部分者為「中人」。而康氏的工夫論，必須要在理論上說明人類氣性三種類別的工夫理論。再者，康氏「儒家工夫論系統」主張人類兼有「擴充內在善質」和「積習聖王教化」兩套工夫才能至善、成德。這套合會孟、荀的工夫論是對普遍提升人類道德的有效方法，足以解釋儒家何以能推動不同氣質者皆邁向至善、成德之途。在另一方面，康氏闡釋孔子是「生而知之」者之說，以解釋聖人與禮義、法度的來源。實則，康氏人性論系統所開出的光譜，即是三世文明遞進系統的理論來源。在他看來，在至聖孔子所遺留下的微言大義中，隱藏著三世文明遞進系統，正是要全面推動各種氣質的人類群體，至善以成德。
據康氏的闡釋，孔子是制法之王，故足以開顯三世文明遞進系統。對此，筆者進一步指出康氏是以孔子為神明聖王，以作為孔子制法之王地位的理論依據。康氏一貫主張，人類內在的善質，生而體現為知覺，而知覺提升到最優良的狀態，叫作神明。故神明聖王和神人的稱謂並非為了神秘化孔子，而是要強調孔子是生而知之的智者。順此，康氏將孔門內部區分成四系學統。本章已析論康氏所重構的四系學統，以探討其義涵與不足。
總而言之，本論文的撰作旨在釐清康氏經世儒學的思想導向，進而考察此一思路如何重建一種孔子觀、孔門弟子與整套儒學史觀。筆者主張，惟有在釐清其理論基礎的前提下，才能更有效的檢討康氏思想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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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英) |
In general, Kang Youwei’s works on Confucianism inclines towards applied governance. His core issue is: How did Confucianism tradition in China drove political reforms during the Guangxu perio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Kang proposes that the Confucianist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reformation.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unearth the threads of thought throughout Kang’s various works. The writer revisits Kang’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practicality of moral effort in order to outline the main theme throughout his works on Confucianism. Kang’s interpretation of Mencius’ and Xunzi’s thoughts under this main theme proposes a unique idea of Qixing (physically endowed nature) which unifies both Mencius’ and Xunzi’s thoughts on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ory of moral effort, which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Hence, the writer sorts out Kang’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unifies Mencius’ and Xun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to reveal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ory of moral effort in Confucius’ physically endowed nature. Kang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three grades of physically endowed nature. Only a handful of people are born into the “superior” class and the “inferior” class. Most people fall into the “middle” class. Kang’s theory on moral effort must provide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n the theory of moral effort that supports the above grading. Moreover, Kang’s “Confucianist Theory of Moral Effort System” proposes that humans have to both “expand the inner kindness” and “practice the teachings of sage rulers” in order to achieve supreme kindness and accomplish virtue. This theory of moral effort can effectively raise the people’s moral in general and can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n why Confucianism can drive people of different nature on the path to pursue supreme kindness and accomplish virtue. On the other hand, Kang’s description of Confucius as a person with “innate knowledge” explains the origins of the sages, rites and laws. In fact, the spectrum of Kang’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ystem is also the origin theory in the Progressive System of the Three Civilization Ages. From Kang’s perspective, the system is hidden within the legacy of Confucius’ Weiyan Dayi (great meanings conveyed in subtle words) and is meant to comprehensively drive people with different grades of physically endowed nature to pursue supreme kindness and accomplish virtue.
According to Kang, Confucius is the Ruler of Rules, which is why he can unveil the “Progressive System of the Three Civilization Ages”. On this, the writer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Kang refers to Confucius as the Godly Bright Sage Ruler and he uses thi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fucius to become the Ruler of Rules. Kang had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inner kindness of humans is born in the form of intellectual perception and when it is pushed to its supreme form, it would achieve a status called “Shenming” (Godly Bright) Which is why giving the title of Godly Bright Sage Ruler and Godly Man is not meant to mystify Confucius but to stress that Confucius is a wise man who has innate knowledge. Based on this, Kang separates the Confucian School into four different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This chapter will analyze Kang’s reconstruction of the four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and discuss its meaning and shortcomings.
In conclus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Kang’s Applied Governance tendency in his Confucianism thought, and further examine how this line of thought would reconstruct how we view Confucius, his disciples and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Confucianism School. The writer propose that, sorting ou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may be the basis to examine the shortcomings of Kang’s thought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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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中) |
★ 康有為
★ 經世儒學
★ 孔子
★ 孔門弟子
★ 晚清 |
關鍵字(英) |
★ Kang Youwei
★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 Confucius
★ Confucius disciple
★ Late Qing |
| 論文目次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4
第三節 章節安排 / 16
第二章 康有為經世儒學的人性論基礎 / 19
第一節 對告子、荀子人性論之承繼 / 20
第二節 對孟子人性論之改造與開展 / 25
第三節 合會孟子、荀子人性論的意義 / 30
第三章 康有為經世儒學的工夫實踐 / 39
第一節 論禮義教化之工夫 / 39
第二節 論存養擴充之工夫 / 44
第三節 合會孟荀與三世遞進之實踐 / 48
第四章 康有為對孔門傳承的重構 / 65
第一節 孔子為制法之王 / 67
第二節 建立孔門傳承的系統 / 85
第三節 儒教理想的實踐 / 108
第五章 結論 / 121
參考文獻 /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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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
參考文獻
壹• 康有為作品（依成書先後排序）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康有為：《康南海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康有為：《中庸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康有為：《孟子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康有為：《禮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康有為：《論語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康有為：《大同書》，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
康有為：《康南海先生書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康有為：《萬木草堂遺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
康有為撰，蔣貴麟編：《萬木草堂遺稿、遺稿外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
康有為撰，樓宇烈編：《康有為學術著作選》，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康有為：《不忍雜誌彙編》，臺北：華文出版社，1987年。
康有為撰，蔣貴麟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共19卷），臺北：宏業書局，1987年。
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貳• 古籍（以經史子集順序）
一•經部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四部備要》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年。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
（漢）鄭玄注、（晉）杜預：《春秋釋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
（唐）徐彥疏：《春秋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清）朱彝尊：《經義考》，《四部備要》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
（清）焦循：《孟子正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
二•史部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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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黃宗羲撰，全祖望補：《宋元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
（明）黃宗羲撰，楊家駱主編：《明儒學案》，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
三•子部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73年。
（清）顧炎武：《日知錄》，臺北：世界書局，1981年。
（清）方東樹：《漢學商兌》，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四•集部
（宋）陸九淵：《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清）朱次琦：《朱九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
（清）宋翔鳳：《樸學齋文錄》，臺北：聖環圖書公司，1998年。
叁•近人著作（依姓名筆畫排序）
一•專書
丁亞傑：《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2 年。
丁亞傑：《晚清經學史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丁亞傑：《康有為經學述評》，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年。
丁亞傑：《經典詮釋與生命會通》，臺北：昌明文化出版社，2018年。
干春松：《康有為與儒學的「新世」——從儒學分期看儒學的未來發展路徑》，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干春松：《保教立國——康有為的現代方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15年。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
王邦雄等：《當代新儒家的關懷與超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
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孟子義理疏解》，臺北：鵝湖出版社，2004年。
王邦雄、高柏園、楊祖漢、岑溢成：《中國哲學史》，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
王偉俠：《孟子分類纂注》，臺北：華岡出版部，1968 年。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王靜芝等：《經學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2 年。
王樹槐：《中國歷代思想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
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田富美：《清代荀子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 年。
朱華忠：《清代論語學》，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吳怡：《中庸誠的哲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76 年。
吳康：《中國現代哲學初編》，臺北：正中書局，1975 年。
吳康等：《學庸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6 年。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年。
汪榮祖：《康章合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
汪榮祖：《康有為》，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杜松柏：《國學治學方法》，臺北：洙泗出版社，1985 年。
杜維明著、陳靜譯：《儒教》，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
宋文明：《梁啟超的思想》，臺北：宋氏照遠出版社，1997 年。
沈雲龍：《康有為評傳》，臺北：文海出版社，2000 年。
李冬君：《孔子聖化與儒者革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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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林安梧：《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
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臺北：文海基金會出版，1996 年。
林安梧：《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6 年。
林安梧：《契約、自由與歷史性思維》，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6 年。
林安梧：《當代新儒家哲學史論》，臺北：文海基金會出版，1996 年。
林安梧：《儒學革命論－後新儒家哲學的問題向度》，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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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啟屏：《儒家思想中的具體性思維》，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年。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
林慶彰主編：《近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年。
周予同著、朱維錚編校：《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房德鄰：《儒學的危機與嬗變—康有為與近代儒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昌切：《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脈》，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
邱偉雲：《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以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為中心》，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5年。
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年。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孫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袁保新：《從海德格、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 年。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年。
馬洪林：《康有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夏曉虹編：《追憶康有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9年。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 年。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 年。
梁啟超：《儒家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82 年。
陳兆榮：《中庸探微》，臺北：正中書局，1984 年。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
陳逢源：《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
張舜徽：《清儒學記》，濟南：齊魯書社，1991 年。
張錫勤：《中國近代思想史》，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 年。
張麗珠：《清代義理學新說》，臺北：里仁書局，2002 年。
張耀南：《中國儒學史·近代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曹美秀：《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臺北：大安出版社，2007 年。
常超：《「托古改制」與「三世進化」——康有為公羊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黃公偉：《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變遷史》，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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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志鈞：《康有為與戊戌變法》，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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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彭春凌：《儒學轉型與文化新命——以康有為、章太炎為中心（1898—192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廣文書局，1984年。
葉國良：《經學側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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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孝軍：《「群」與「獨」：個體性問題：康有為政治儒學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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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篇論文（依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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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溢成：〈「生之謂性」釋論〉，《鵝湖學誌》第1期，1988年5月。
岑溢成：〈荀子性惡論析辯〉，《鵝湖學誌》第3期，1989年9月。
沈清松：〈康有為先生的倫理思想評析〉，康梁學術研討會論文，1996年3月。
宋德華：〈康有為「大同三世」說新探〉，《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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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明：〈康有為在儒學近代轉型路上的三個失誤〉，《船山學刊》2010年第2期。
李紅革：〈康有為和梁啟超政治思想的異同及啟示〉，《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第22卷第3期，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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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培德：〈中國保守主義思想根源中的立憲主義與儒家思想──外來政治模式與民族認同相關之研究〉，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研討會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市，2010年。
林吉玲：〈康有為對公羊三世說的改造〉，《管子學刊》2001年第3期。
周黎燕：〈論康有為大同烏托邦的現代意義〉，《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第30卷第6期，2006年10月。
姜廣輝、李有梁：〈維新與翼教的衝突和融合——康有為、蘇輿對《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讀〉，《天津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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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櫻芬：〈康有為情欲觀對人格教育之啟發〉，《通識教育與多元文化學報》第3期，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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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向中：〈維新變法運動中康有為的角色判定〉，《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5卷第1期，2008年1月。
唐明貴：〈清代《論語》學的特點及成因〉，《山東社會科學》2007 年第11期。
馬永康：〈從「三統」、「三世」到「三世三重」——論康有為的思想〉，《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馬永康：〈康有為的《中庸注》與孔教〉，《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4卷第4期，2014年7月。
馬洪林：〈康有為研究百年回顧與展望〉，《東方論壇》2008年第5期。
高富利、陳政祥：〈近十年來康有為《大同書》研究評述〉，《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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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振岳：〈關於清代今文經學的幾個問題〉，《蘇州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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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萍萍：〈超越與回歸—康有為變革思想中的文化衝突〉，《臺州學院學報》30卷第1期，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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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珠：〈疑古與證古—從康有為到王國維〉，《政大中文學報》第9期，2008年6月。
曹美秀：〈朱一新與康有為——以經學相關問題為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8期，2006年3月。
許明珠：〈康有為儒學國教化策略探析〉，《當代儒學研究》第9期，2010年12月。
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臺大歷史學報》第24期，1999年12月。
黃俊傑：〈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的兩種張力〉，《臺大歷史學報》第28期，2001年12月。
黃開國、唐赤蓉：〈從《教學通義》看康有為早年思想〉，《四川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曾亦、張邵良：〈公羊家的文質概念與晚清變法思想〉，《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傅凱瑄：〈康有為《教學通義》撰作時間考辨——兼論其思想之轉折〉，《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8期，2017年11月。
詹宜穎：〈論康有為《中庸注》、《孟子微》、《論語注》對「仁」的詮釋〉，《靜宜中文學報》第7期，2015年6月。
楊濟襄：〈從「素王」到「教主」：「宗教觀」在康有為儒學思想中的轉折與應用〉，《哲學與文化》第43卷第6期，2016年6月。
路鵬飛：〈董仲舒、康有為的春秋公羊學「改制」思想探析〉，《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2期，2017年2月。
趙沛：〈《公羊傳》的特色和清代的《公羊》學〉，《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6卷第5期，2009 年9月。
劉又銘：〈儒家哲學的重建──當代新荀學的進路〉，《邯鄲學院學報》第22卷第1期，2012年3月。
劉仲華：〈清代荀學的復活〉，《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期第1號，2001年。
劉春蕊：〈康有為師法西學的歷程及其實踐〉，《中州學刊》2003年第2期。
劉莉萍：〈論中國近代文化變遷中的大同思想〉，《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第19卷第9期，2007年9月。
蔡長林：〈論常州學派研究之新方向〉，《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1期，2002 年9月。
魏義霞：〈康有為關於孟子與荀子思想的比較及其意義〉，《理論探索》2015年第1期。
魏義霞：〈康有為國學研究之研究——以人物為視域〉，《河南社會科學》第24卷第2期，2016年6月。
羅久蓉：〈康有為的歷史觀及其對時局與傳統的看法〉，《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6月。
譚凱、賀漢魂：〈儒學近代化的努力——康有為《論語注》思想研究〉，《船山學刊》2016年第4期。
三•學位論文（依姓氏筆畫排序）
丁亞傑：《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
毛文鳳：《近代儒家終極關懷研究——從康有為到熊十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論文，2004年。
白銳：《康有為近代中國政治發展觀研究》，武漢：武漢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論文，2002年。
伍永忠：《康有為美學思想研究》，長沙：武漢大學哲學專業博士論文，2011年。
李強：《康有為和蘇輿《春秋繁露》研究之比較》，長沙：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中國古代思想史專業博士論文，2013年。
李強華：《康有為人道主義思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
房德鄰：《康有為與近代儒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0年。
周寶銀：《康有為經學考論》，曲阜：曲阜師範大學中國史專業博士論文，2017年。
柳香秀：《康有為哲學思想之研究》，臺北：文化大學哲學所博士論文，1987年。
洪鎰昌：《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邱偉雲：《中國近代平等觀念的形成(1895‐1915)—以康有為、嚴復、章太炎為中心》，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崔宇：《近代孔教思潮研究——康有為孔教思想》，保定：河北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論文，2011年。
張欣：《康有為今文經學思想與晚晴變局》，天津：南開大學政治學專業博士論文，2014年。
鄧林華：《守常與應變——康有為與儒學現代轉型》，長沙：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中國哲學專業博士論文，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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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教授 |
林安梧
楊自平(An-wu Lin
Tzu-Pi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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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日期 |
2019-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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