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移動、家庭遷移與技術移轉－以台商在上海地區就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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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吳欣蕙(Shin-Hui W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產業經濟研究所

論文名稱

人才移動、家庭遷移與技術移轉－以台商在上海地區就職為例
(Labor Mobility, Family Migr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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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因應國內企業經營環境變遷與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台商企業經營地理區域開始朝向全球分工模式發展。然將製造功能移往開發中國家可能會面臨勞力素質差與技術性勞工不足等問題，使外移廠商不僅需進行有形資產的投資，更需將許多無形資產，如管理及技術等外移，方能獲致原先預期的目標（Quinn, et al., 1996）。因此，大陸台商企業多自台灣聘雇（調派）具經驗的台籍管理幹部或技術人員前往支援其大陸公司的經營管理。歷來針對大陸台商的研究多是進行進入模式（股權結構）、管理模式、人力資源、或勞資關係的探討，並未有研究針對引進台籍專業人才與大陸台商企業技術形成的關係作探討。
隨著赴大陸投資的台商企業增多，常駐大陸的台商及外派幹部也快速增加，而除了投資上的問題需克服外，各種社會及家庭問題也已然浮現。由於台商與外派幹部的年齡層通常已達適婚年齡，故婚姻問題與子女教育問題最令台商頭疼，已間接造成許多家庭必須面臨兩地相隔的抉擇，然並未有研究針對大陸台籍人員家庭遷移傾向作探討。
人員流動對「家庭遷移」及「技術移轉」的影響，在勞動經濟學、社會經濟學及產業經濟學的中外研究上已有相當多的探討，並也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可資參考，惟有關海峽兩岸之相關研究卻甚少。但在台灣面臨「產業西進」進而帶動「人才西進」及「移居大陸」熱潮的現今，這些問題的探討尤其顯示其重要性存在。據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我國專業人才外移至大陸就業服務的現象及其對家庭遷移與大陸台商企業技術形成的影響，從而提出一些吸引專業人才願意在台就業發展的積極性建議。本研究以上海地區台商企業及外移至當地就業發展的台籍人員為研究對象，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主要的研究結果可綜述如下：
1.外移至上海地區就業發展的台籍人員，多為中高學歷與職階的專業經理人及技術專業人員，為此，台灣菁英出走是否為隱憂？值得政府正視。而台籍人員離鄉背井前往大陸工作，絕不僅止於薪資、工作機會等經濟考量，更重要的還有自我實現和個人生涯、未來發展等考量。台籍專業人才（尤其是專業經理人）在大陸的薪資優勢有逐漸減少的趨勢，且台籍人才相較於大陸當地人才並不盡然具有絕對優勢。台灣人才目前在大陸所具有的優勢有三，分別是技術、管理概念與國際觀。然而隨著外資企業不斷地技術轉移、管理幹部當地化，前兩項優勢能持續的時間不長，隨時有被超越的可能。
2.本研究採用Probit Model，用最大可能率法來估計影響西進已婚台籍人員目前家庭遷移決策的決定性因素。實證結果顯示，家庭遷移的可能性會隨台籍人員在大陸發展的時間而增加，這或許可解釋西進已婚台籍人員目前舉家遷往上海的情形較其剛赴大陸時普遍的狀況。此外，家庭遷移決定是整個家庭的決定，不僅受到台籍人員之個人特質所影響，亦需考慮子女的教育問題和配偶的就業狀態；實證結果顯示，學齡子女的存在和配偶的工作固著性，確實是抑制家庭遷移的重要因素。至於總體環境面的因素也不可忽略，一般而言愈看好大陸經濟前景的人，可能因工作前景看好、有利個人未來發展、或有利兒女未來發展，而有想要在當地長期發展的念頭，因此其舉家遷往大陸的可能性也會提高。
3.整體觀之，台籍專業人才是大陸台商企業技術來源的重要管道之一，而台籍專業人才對於台商企業的主要貢獻是在於人力資源的培訓、領導與協調的管理工作、自行研發或是領導他人從事研發方面，此外對當地的技術移轉與技術提升也有正面的影響效果；其次，本研究的實證結果亦驗證出大陸台商企業某些企業特性（如技術密集度、廠商規模、成立時間久暫及大陸市場競爭程度等）會影響其雇用台籍專業人才的比例；最後，實證結果也顯示出台籍專業人才的雇用對研發支出的正效果（領導從事研發工作）明顯大於負效果（直接引進技術可降低向外購買或自行研發這些技術的經費）之結論。

關鍵字(中)

★ 大陸投資
★ 上海台商
★ 人才移動
★ 家庭遷移
★ 技術移轉

關鍵字(英)

★ technology transfer
★ family migration
★ labor mobility

論文目次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1.2 研究對象 2
1.3 研究方法 3
1.4 研究架構 4
1.5 研究限制 5
1.6 章節安排 6
第二章文獻回顧 7
2.1 勞動力遷移理論與影響因素 7
2.2 勞動力移動對家庭遷移決策的影響 17
2.3 勞工遷移對技術移轉的影響 19
2.4 本章結論 26
第三章影響台籍專業人才外移至大陸就業服務因素之調查分析 28
3.1 研究重點與調查過程 28
3.2 外移至大陸就業服務之台籍人員特質探討 31
3.3 影響台籍人員赴大陸就業服務因素之探討 40
3.4 台籍專業人才在大陸的現況探討 47
3.5 本章結論 59
第四章已婚台籍人員西進大陸對其家庭遷移決策影響之因素分析 63
4.1 已婚台籍人員赴大陸就業發展之初其是否作成家庭遷移之主要決策因素分析 63
4.2 已西進大陸發展之已婚台籍人員其目前家庭遷移與否之主要考量因素探討 71
4.3 本章結論 81
第五章台籍專業人才對大陸台商企業技術形成之影響 83
5.1 研究重點與調查過程 83
5.2 台籍專業人才對於大陸台商企業技術形成之影響 85
5.3 本章結論 106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109
6.1 結論 109
6.2 建議 116
參考文獻 118
附錄：
附錄一調查問卷
附錄二交叉分析表
圖目錄
圖3.1 台籍人員初赴大陸工作前後薪資差異 35
圖3.2 台籍人員赴大陸發展時年齡分佈 35
圖3.3 外移至大上海就業服務台籍人員之教育程度 36
圖3.4 外移至大上海台商企業就業服務台籍人員目前的職業分佈 37
圖3.5 台籍人員赴大陸就業發展時配偶的就業狀況 38
圖3.6 台籍人員赴大陸發展時就學小孩數 38
圖3.7 最近到大陸發展的台籍專業人才其薪資是否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48
圖3.8 歷年外移至大陸就業服務之台籍人員總平均薪資增幅 49
圖3.9 歷年外移至大陸的台籍專業經理階層人員之平均薪資增幅 49
圖3.10 歷年外移至大陸的台籍技術專業人員之平均薪資增幅 50
圖3.11 最近外移到大陸工作的台籍專業人才是否有年輕化的趨勢？ 52
圖3.12 歷年外移至大陸就業服務之台籍人員平均外移年齡 53
圖3.13 歷年外移至大陸的台籍專業經理層級人員之平均外移年齡 53
圖3.14 歷年外移至大陸的台籍技術專業人員之平均外移年齡 54
圖3.15 台灣人才在大陸當地是否已經有被大陸人才取代的現象產生？ 56
圖4.1 已婚台籍人員赴大陸就業發展之初家庭安排方式 63
圖4.2 西進大陸發展之已婚台籍人員目前家庭安排方式 71
圖5.1 聘用大陸當地專業人才從事研發工作可有效提升技術能力的可能性 86
圖5.2 台籍專業人才在大陸台商企業主要職務分佈圖 87
圖5.3 管理本土化、培養大陸幹部接替台籍幹部職位的可能性 90
圖5.4 培訓好的人才外流至其他公司的可能性 91
圖5.5 台灣人才外流至大陸對當地技術進步貢獻的可能性 93
圖5.6 台商企業在大陸當地不論在管理本土化、人才培訓與技術移轉上所做的種種努力，對其未來在大陸的經營與發展構成威脅的可能性 94
圖5.7 聘用台籍專業人才直接取得技術可節省大量自行研發費用的可能性 106
表目錄
表2.1 都會地區特質 13
表3.1 外移到大陸（大上海地區）發展之台籍人員基本資料統計表 32
表3.2 台籍人員外移至大陸（大上海地區）就業發展的原因 33
表3.3 台籍人員赴大陸發展的動機之重要程度表 40
表3.4 台籍人員赴大陸發展所面臨的阻力之重要程度表 42
表3.5 大陸台商企業提高台籍人員到大陸工作意願的策略 45
表3.6 臺灣人才在大陸當地已經有被大陸人才取代現象產生的可能原因 57
表4.1 已婚台籍人員西進大陸之初其是否作成家庭隨之遷移決策之實證模型相關變數說明表 65
表4.2 影響已婚台籍人員西進大陸之初家庭遷移決策之決定因素: PROBIT MODEL估計結果 70
表4.3 西進已婚台籍人員目前家庭遷移決定之實證模型相關變數說明表 73
表4.4 影響西進已婚台籍人員目前家庭遷移決定之因素: PROBIT MODEL估計結果 77
表4.5 影響西進已婚台籍人員目前家庭並未遷移至大陸的因素 78
表4.6 影響西進已婚台籍人員目前舉家遷往大陸的因素 79
表5.1 回收樣本產業別與問卷回收情形 84
表5.2 大陸台商企業主要的技術來源管道 85
表5.3 台籍專業人才對大陸台商企業技術形成之貢獻 88
表5.4 大陸台商企業技術人員接受新的進階技術訓練之管道 90
表5.5 大陸台商企業雇用台籍專業人才比例之實證模型相關變數說明表 95
表5.6 影響大陸台商企業雇用台籍專業人才比例之決定因素: OLS估計結果 99
表5.7 大陸台商企業研發支出實證模型相關變數說明表 100
表5.8 大陸台商企業研發支出決定因素: OLS估計結果 104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李宗榮（2000），「大陸熱繼續發燒」，《數位週刊》，015期。
周啟東（2001），「上海工作」，《商業週刊》，726期。
黃惠娟、周啟東（2001），「三十萬台灣人移居上海大調查」，《商業週刊》，723期。
宋子雅（2001），「大陸台商生活適應、婚姻滿意度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以中國大陸深圳市及東莞市之台商為例」，《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虹君（1998），「我國企業組織支援系統對駐外人員工作與家庭衝突影響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高長（1997），「台商在大陸投資趨勢及其對大陸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3:1頁134-152。
高長（2001），「製造業赴大陸投資經營當地化及其對台灣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7:1頁138-173。
唐明山（1994），「技術引進與研究發展間關係之研究--以科學工業園區內廠商為例」，《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士軍（1982），《管理學》，台北：東華書局。
單驥（1989），「本國廠商與外資廠商在研究開發的比較及其投入因素分析--以台灣電子業廠商為例」，《經濟論文》，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出版，第17卷第1期。
黃國隆、黃敏萍、蔡啟通、陳惠芳（1999），「台商派駐大陸合資企業之管理人員的生活適應與該合資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臺大管理論叢》，9:2頁1-32。
董玉娟（1999），「工作-家庭衝突、組織社會化對離開現職傾向影響之研究：以台商派駐大陸已婚員工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賴士葆（1992），《科技管理論文集》，大葉文教基金會。
薛琦（1985），「技術引進途徑之分析」，《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專論》。
蘇建忠（1995），「海外人才回流因素之分析與其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技術形成影響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顧鳳姿（1993），「資訊業駐外經理海外適應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未發表博士論文》。
英文部分
Agesa, R. U. and Kim, S. (1999),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Migration Patterns in Kenya,”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Vol. 27(2), pp. 239.
Barasons J. (1996), “Transfer of Technical Knowledge by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Developing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 56, pp. 311.
Bartel, A. P. (1979), “The Migration Decisions: What Role Does Job Mobility Pla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9(5), pp. 775-786.
Becker, G. S. (1974), “A Theory of Marriage,” in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Marriage, Children, and Human Capital, edited by T. W. Schultz.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Breet, J. M., & Stroh, L. K., (1995), “Willingness to Relocation Internationall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34, pp. 405-424.
Breet, J. M., Stroh, L. K., & Reilly, A. H., (1990), “Impact of Societal Shift and Corporate Change on Employee Relocation,” Washington, DC: Employee Relocation Council.
Clark, W. A. V. (1986), Human Migr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Daft, R. L. and Lengel, R. H. (1986),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Media Richness and Structural Design,” Management Science, Vol. 32(5), pp. 554-571.
Fleisher, B. M. and Kniesner, T. J. (1984), Labor Economics: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Herzog, H. W., Schlottmann, A. M. and Johnson, D. L., (1986), “High-Technology Jobs and Worker Mobility,”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26(3), pp. 445-459.
Hayashi, Takeshi. (1984), “Technology Transfer in Japan: Some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ojects Activity,” Ajia Keizai, Vol. 25(5-6).
Hicks, J. R. (1932), The Theory of Wages, London: Macmillan.
Holstius, K. (1995), “Culture Adjustment i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 10(7/8), pp. 676-686.
Katz, J. M. (1984), “Domestic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6, pp. 13-17.
Komoda, F. (1986), “Japanese Studies on Technology Transfe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rvey,”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 24, pp. 405-411.
Kumar, B. Nino,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German case,” 華崗商科學報，9，民81年6月，何培基譯。
Lansing, J. B. and Mueller, E. (1967), “The Geographic Mobility of Labor,” Ann Arbor: Survey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ee, E. 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 3(1), pp. 47-57.
Leroy, G. P. (1978), “Transfer of developing economics withi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ichter, D. T. (1980), “Household Migr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Position of Married Wom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9(1), pp. 83-97.
Lichter, D. T. (1982), “The Migration of Dual-Worker Families: Does the Wife’s Job Matte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3(1), pp. 48-57.
Long, L. H. (1974),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of Families,” Social Forces, Vol. 52(3), pp. 342-348.
Long, L. H. (1975), “Does Migration Interfere with Children’s Progress in School?” Sociology Education, Vol. 48, pp. 369-381.
Mansfield, E. (1975),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Forms, Resource Requirements and Police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 65(2), pp. 372-376.
Madeuf, B. (1984),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Payments: Definitions Measurement and Firms’ Behavior,” Research Policy, Vol. 13, pp. 125-140.
Mincer, J. (1978),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6(5), pp. 749-773.
Nelson, P. (1959), “Migration, Real Income an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1(2), pp. 43-74.
Noe, R. A. and Steffy, B. D. (1988),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or Influencing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Accept Mobility Opportunities,” Personnel Psychology, Vol. 41(3), pp. 559-580.
Ogawa, E. (1979), “Technology Transfer: an Examin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id Policy, ed. Jojima, K. and Dams, T., Tokyo.
Punnett, B. J. & Crocker, O. & Stevens, M. A. (1992), “The Challenge for Women Expatriates and Spouse: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3, pp. 585-592.
Quinn, J. B. & Finkelstein, S. & Anderson, P. (1996), “Managing Professional Intellect -- Making the Most of the Bes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74(2), pp. 71-80.
Ravenstein, E. G. (1885, 1889), “The Law of Migration,” Journal Roy. Statist. Soc., Part1, Vol. 48, pp. 167-227, Part2, Vol. 52, pp. 241-301.
Reddy, M. N. and Zhao, L., (1990),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A Review,” Research Policy, Vol. 19, pp. 285-307.
Rives, J. M. and West, J. M. (1993), “Wife’s Employment and Worker Relocation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 22(1), pp. 13-22.
Roger, E. M. (1972), “Key concepts and models,” Introduc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85-101.
Samli, A. C. (1985),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general model,” Technology-Geographic, Economic, Cultural and Technical Dimension, Quorum Books, pp. 3-16.
Sandell, S. H. (1977), “Women and the Economics of Family Migr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9(4), pp. 406-414.
Santikarn, M. (1981), Technology Transfer -- A Case Study,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pp. 4-5.
Schultz, T.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 51(1), pp. 1-17.
Schumpeter, J. A. (1939), Business Cycle, N. Y.: Mc, Graw-Hill.
Schumpeter, J. A. (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Schwartz, A. (1973), “Interpreting the Effect of Distance o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1(5), pp. 1153-69.
Sharif, M. N. (1988), “Basis for Techno-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Vol. 15(4), pp. 217-229.
Sjaastad, L. A. (1962),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Supplement, Vol. 70(2), pp 80-93.
Souder, W. E. (1987), Managing New Product Innovations, Lexington Books.
Stressman W. P. (1968),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of Mexico and Puerto Rico,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2.
Todaro, M. J.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1), pp. 138-148.
Vernon, R.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3, pp. 190-207.
Westwood, R. I. & Leung, S. M. (1994), “The female expatriate manager experience: Coping with gender and cul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s, Vol. 24, pp. 64-85.

指導教授

單驥(Gee San)

審核日期

2002-7-17

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