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
高惠娟(Hui-chuan Kao)
查詢紙本館藏 |
畢業系所 |
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 |
| 論文名稱 |
毛澤東土地政策之研究
(A Study of Mao Zedong’s Land Policy)
|
| 相關論文 | |
| 檔案 |
 [Endnote RIS 格式]
[Bibtex 格式]
 [相關文章]  [文章引用]  [完整記錄]  [館藏目錄]  [檢視]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
| 摘要(中) |
土地為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土地問題是起因於人地關係失調，為使調整人地關係，使地能盡其用、人共享其利，要制訂計畫或方案，以解決土地問題，即為土地政策。因為中國數千年來的土地失調，造成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於是用解決群眾土地問題為口號，就成為毛澤東動員大批農村農民的最佳利器。
1927年毛澤東上到井岡山上，設農民協會以發動群眾，打土豪、分浮財，建立工農武裝根據地，成立蘇維埃政權，於井岡山時期在湘贛邊界農村累積土地革命經驗。1928年12月頒布〈井岡山土地法〉將土地政策訴諸條文，因為「沒收一切土地」的不正確，緊接著於1929年4月毛澤東又制定〈興國土地法〉修正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並且為了滿足農民要求、提高農民支持，將土地所有權政策從土地國有到土地農有的政策性大轉變。
1936年為了爭取中間階級的好感，中共主動提出建立大範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且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改以減租減息政策為此一時期的基本政策。果然中共得到了各界的同情，也勢如破竹的在1949年取得國共內戰勝利，並在赤化中國大陸後順利的實現耕者有其田政策。
建立社會主義才是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標。1953年毛提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農村土地政策也因之改變，從土地農民個體所有、自主經營，到初級勞動互助，進一步到高級合作社，最後是土地集體所有的人民公社。中國大陸的土地政策，最終是實現毛澤東社會主義土地國有制，雖然是維護住了農業集體制，但是代價是犧牲最熱烈擁戴毛澤東的農民，因為大大降低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民得不到農業生產的實際利益，使農村生活普遍貧窮困苦。
|
| 摘要(英) |
Land is a fundamental and essential element of human existence. Land problems arise from an imbal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In order to adjust the people/land relationship, so as to be able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land and share in its profits, plans or programs must be formulated to address the land problem; that is, there must be a land policy. Because the Chines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uffered from a land imbalance, cau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land in a few hands, the rallying cry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land and the masses became Mao Zedong’s most important weapon in the mobilization of large numbers of rural peasants.
In 1927 Mao Zedong went to Jinggangshan, where he set up peasant associations in order to mobilize the masses, suppressed landlords and local tyrants, and redistributed wealth. He also established a base for peasants and armed forces, established Soviet power, and during the Jinggangshan perio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agricultural reform in the Hunan-Jiangxi border area. The December 1928 promulgation of “Jinggangshan Land Law” established provisions of land policy, as “the confiscation of all land” was deemed incorrect. There soon followed in April 1929 Mao Zedong’s reformulation of the “Xingguo Land Law” to “Confiscation of all public land and all land of the landlord class.” And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nd increase support from peasants, the policy was changed from one of national ownership to one of peasant ownership.
In 1936, in order to win the goodwill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rge-scal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the ending of the policy of confiscating landlords’ land, instead adopting a basic policy of reducing rents and intere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arned sympathy from all sides, overwhelmed all resistance on the way to victory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1949, and smoothly implemented the “land to the tiller policy” in communized mainland China.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society was the ultimate goal of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53, Mao set forth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socialist transition period, and rural land policy changed accordingly: from ownership of land by individual peasants who could farm it as they saw fit, to the early stages of collective labor, then further to advanced cooperatives, and finally to people’s communes under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China’s land policy was ultimately to achieve Mao Zedong’s aim of a system of state-owned land. Although the collective agriculture system was maintained, the cost was the sacrifice of Mao Zedong’s most enthusiastic agricultural supporters: there was a large reduction in enthusiasm among a wide range of peasants, as they did not receive any tangible benefits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overty and suffering became widespread in the countryside.
|
| 關鍵字(中) |
★ 人民公社
★ 減租減息政策
★ 毛澤東
★ 〈井岡山土地法〉
★ 耕者有其田 |
關鍵字(英) |
★ Land to the tiller
★ Rent and interest reduction policy
★ The people's communes
★ "Jinggangshan Land Law"
★ Mao Zedong |
| 論文目次 |
中文摘要……………………………………………………………Ⅰ
英文摘要……………………………………………………………Ⅱ
誌 謝……………………………………………………………Ⅳ
目 錄……………………………………………………………Ⅴ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井岡山到江西蘇區土地政策之研究…………………15
第一節 前言 ……………………………………………… 15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創黨時期土地政 …………………… 16
第三節 井岡山時期與土地法之邅遞 …………………… 26
第四節 江西蘇區土地政策 ……………………………… 40
第五節 結語 ……………………………………………… 56
第三章 抗日戰爭前後期土地政策之研究 ………………… 58
第一節 前言 ……………………………………………… 58
第二節 富農政策 ………………………………………… 59
第三節 抗日戰爭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 ………………… 67
第四節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土地政策 …………………… 81
第五節 結語 ………………………………………………101
第四章 中共建政後土地政策之研究 …………………… 103
第一節 前言 ………………………………………………103
第二節 中國土地所有權的大改革 ………………………104
第三節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社會 ………………………114
第四節 社會主義土地國有化 ……………………………127
第五節 結語 ………………………………………………151
第五章 結論 …………………………………………………153
徵引書目 ……………………………………………………… 162
|
| 參考文獻 |
一、 中文書目
（一） 史料彙編與專書
中央黨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1921-1949）》，《中國共產黨 文獻資料庫》（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選（1949-1997）》，《中國共產黨文獻資料庫》（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1-20（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998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文選》，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劉少奇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5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卷1-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任弼時年譜1904-1950》（北京：中央文獻，2004年）。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卷1-8（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1（北京：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1951年8月25日）。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3 月）。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1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1998年）。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江西時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王健民教授發行，1965年）。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三編延安時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王健民教授發行，1965年）。
內政部，《中共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的相關決定與法規》，地政叢書第十一輯 （台北:內政部編印，民國82年2月）。
朱嗣德，《土地政策》（台北：國立中興大學地政學系印行，1993年）。
李鴻毅，《土地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6年10月）。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7年9月）。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杜維運發行，2003年2月）。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金沖及，《周恩來傳（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9年）。
金沖及，《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
林瑞翰，《中國通史》上、下冊（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8月）。
林英彥，《土地的迷失》（台北: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9月）。
林瑞翰，《中國通史》（台北：三民書局，2000年8月）。
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2月）。
孫文，《三民主義》（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年8月）。
胡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
胡穗，《中國共產黨農村土地政策的演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年）。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師秋朗筆錄、師哲口述，《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
張其昀主編，《蘇俄在中國》，《蔣總統集》，冊1（台北：國防研究院出版社，1968年）。
張其昀主編，〈演講-抗戰時期〉，《蔣總統集》，冊1（台北：國防研究院出版社，1968年）。
張仁忠，《中國農民起義史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11月）。
張之宇，《張學良探微：晚年記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4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年）。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精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 （1922-1932）》（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民國91年）。
麥勁生，《近代史學與史學方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10月）。
郭毅生、史式，《太平天國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費正清、戈德曼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台北: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費正清、費維愷，《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上、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程中原，《張聞天的非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
黃楚芳、方向新主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卷1（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黃楚芳、方向新主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農民》，卷2（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列寧全集》，卷3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曾子，〈釋治國平天下〉，《大學》，《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民國86年8月）。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12月）。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
楊懋春，《近代中國農村社會之演變》（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4年5月）。
趙淑德，《中國土地制度史》（台北:三民書局，1988年9月）。
趙岡、陳鍾毅，《中國土地制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陸鏗，《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台北：時報文化，1997年）。
智效民，《劉少奇與晉綏土改》（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 2008年）。
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著、 任曉等譯，《帝國的悲哀 : 黷武主義，保密與共和國的終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7月）。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
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羅平漢，《土地改革運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羅平漢，《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 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著、 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台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出版，2009年）。
（二） 論文與期刊
力平，〈關於我黨中央抗日戰爭中在國民黨同志區工作方針的提法〉，《文獻和研究》，期8（1983年），頁31。
丁傳志、石仲泉，〈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文獻和研究》，期1（1983年），頁23。
中央，〈關於南昌武裝起義問題〉（1928年7月9日），《黨的文獻》，期4（1997年），頁8。
王明哲，〈近十年來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檔案史料的情況〉，《黨的文獻》，期5（1989年），頁30。
王稼祥，〈王稼祥文稿四篇〉，《文獻和研究》期4（1986年），頁27。
毛澤東，〈在整風以後要準備把注意力逐漸移到搞技術革命〉（1958年1月28日），《黨的文獻》，期6（1991年），頁13。
毛澤東，〈不分黨派，一致抗日〉（1936年1月），《黨的文獻》，期4（1995年），頁3。
毛澤東，〈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讓步〉（1937年），《黨的文獻》，期4（1995年），頁5。
毛澤東，〈合則兩利，分則兩傷〉（1938年5月4日），《黨的文獻》，期14（1995年），頁13。
毛澤東，〈關於經濟建設問題〉（1944年4月3日），《黨的文獻》，期2（1993年），頁5。
毛澤東，〈多、快、好、省，是我們黨搞建設的一條路線〉（1958年2月18日），《黨的文獻》，期2（1992年），頁46。
毛澤東，〈堅決退賠，堅決剎住「共產風」〉（1960年12月30日），《黨的文獻》，期3（1999年），頁4。
毛澤東，〈公社畫小不畫小主要應聽群眾的意見〉（1961年3月5日），《黨的文獻》，期3（1992年），頁20。
毛澤東，〈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1931年4月2日），《文獻和研究》，期6（1982年），頁2。
史唯，〈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黨的文獻》，期2（1990年），頁7。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澤東思想〉（1947年），《黨的文獻》，期3（1992年），頁34。
任重諸山，〈毛澤東與“二七”陂頭會議〉，《毛澤東思想研究》，卷23期2（2006年3月），頁141。
李大釗，〈中國最近的政變〉（1924年9月12日），《黨的文獻》，期1（1990年），頁19。
李蕊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特點和作用〉，《文獻和研究》，期4（1987年），頁33。
李格，〈鎮壓反革命運動歷時一年說質疑〉，《當代中國史研究》，卷15期5（2008年9月），頁112-114。
李幼斌、施萍，〈建國初毛澤東、劉少奇關於農村經營體制的分歧〉，《貴州社會科學》，總期200 (2006年3月)，頁19。
肖甡，〈大革命時期中共的軍隊政治工作〉，《黨的文獻》，期4（2000年），頁64。
肖小華、魏清源，〈井岡山鬥爭時期我黨是如何贏得民心的〉，《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卷10期3（2009年5月），頁67-68。
肖小華、魏清源，〈井岡山鬥爭時期我黨是如何贏得民心的〉，《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卷10期3（2009年5月），頁69。
余大衛，〈兩岸土地政策之比較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杜潤生、袁成隆，〈附：關於浙江省農村情況的報告〉（1955年4月11日），《黨的文獻》，期1（1989年），頁23。
何仕，〈毛澤東農村教育思想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8月1日。
林志友，〈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農民運動動員模式探析〉，《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36期1（2009年1月），頁193。
花瑜，〈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運動〉，《平原大學學報（季刊）》，總期34（1994年6月） ，頁74-76。
周恩來，〈南昌起義的主要錯誤是沒有採取就地革命的方針〉（1944年3月3、4日），《黨的文獻》，期4（1997年），頁9。
周恩來，〈談判使黨贏得了人心〉（1946年11月21日），《黨的文獻》，期1（1996年），頁63。
周恩來，〈周恩來反冒進文獻五篇〉（1956年4月10日-6月12日），《黨的文獻》，期2（1988年），頁6。
〈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黨的文獻》，期2（1992年），頁49。
孫鋼，〈毛澤東“上山”思想的提出〉，《黨的文獻》，期1（1988年），頁78。
馬濟彬，〈〈五四指示〉形成的前後經過〉，《文獻和研究》，期1(1987年)，頁54。
高風、蔡釗珍，〈抗日戰爭時期精兵減政的提出與實施〉，《文獻和研究》，期2（1983年），頁9。
倉林忠，〈毛澤東抗戰時期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思想與實踐〉，《世紀橋》，期12（2008年），頁3-4。
袁征，〈毛澤東與中央蘇區的查田運動〉，《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994年），頁14-16。
郭德宏，〈對毛澤東二三十年代農村各階級土地占有狀況的調查分析的重新研究〉，《黨的文獻》，期5（1989年），頁69。
梅宏，〈井岡山鬥爭時期毛澤東對土地問題的探索及其歷史經驗〉，《黨史文苑》，期24（2008年12月），頁5-7。
陳伯達，〈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紅旗雜誌》，期3（1958年），頁10。
陳銘釗，〈中國大陸土地使用權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1996年。
陳仙妹，〈大陸農村經濟改革的政治意涵（1978~1984）〉，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陳逸達，〈暴風驟雨―中共東北土地改革1945~1948〉，台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陳銀洲，〈蘇區時期毛澤東農民利益保障思想研究〉，南昌：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12月23日。
許光泰，〈中國大陸城市國有土地使用制度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
連志永，〈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農民觀探析〉，秦皇島：燕山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12月1日。
曹茂春，〈毛澤東農民觀研究〉，重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5月1日。
張卓棣，〈毛澤東與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梁慧榮，〈長征一詞的由來〉，《文獻和研究》，期5（1986年），頁31。
張登文，〈大陸土地改革及現階段土地利用問題〉，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曾希聖，〈給毛澤東等同志的信〉（1961年3月20日），《黨的文獻》，期4（1992年），頁15。
黃允升，〈毛澤東在古田會議前後革命實踐的幾則史實辨析〉，《黨的文獻》，期3（1995年），頁86。
黃崢，〈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制定過程〉，《文獻和研究》，期10（1984年），頁29。
傅金碧，〈論土地革命初期的兩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與〈興國土地法〉之比較〉，《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卷30期6 （2008年11月），頁192-193。
楊奎松，〈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27（1999年3月），頁137-147。
萬建強，〈中共六大與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世紀橋》（2008年10月），頁13。
趙雲雲，〈兩個關於土地改革的重要文件的產生及其三次修改〉，《黨的文獻》，期2（1991年），頁84。
鄧小平，〈關於貫徹執行中央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問題〉（1948年6月6日），《黨的文獻》，期4（1994年）
鄧子恢，〈過渡時期農村工作的中心環節〉（1953年4月23日），《黨的文獻》，期1（1989年），頁15。
鄧子恢，〈農業方面也要有責任制，首先要包工〉（1962年7月11日），《黨的文獻》，期4（1992年），頁14。
蔣宏，〈論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重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5月1日。
鄭雍明，〈江西時期中共農業經濟政策（一九三○~一九三四）〉，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
潘合定、費雲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文獻和研究》，期4（1985年） ，頁35。
諸班師，〈建國初期土地改革的概況、特點及其意義〉，《文獻和研究》，期4（1987年），頁12。
遲愛萍，〈任弼時與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黨的文獻》，期6（1990年），頁40。
賴勝正，〈經濟全球化下的中國大陸農地制度之探討〉，台北：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聶眾，〈中國大陸國有土地使用權之性質及一級市場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羅惠蘭，〈不應否定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古城會議決定的〉，《黨的文獻》，期2（1994年），頁94。
邊彥軍，〈毛澤東和1958年「大躍進」〉，《黨的文獻》，期4（1994年），頁75。
蘇明輝，〈〈井岡山土地法〉不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法〉，《文獻和研究》，期3 （1986年），頁42。
二、 英文書目
Johnson, Chalmers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Standford：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Stanford University﹐1964﹒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
| 指導教授 |
齊茂吉(Mao-chi Chi)
|
審核日期 |
2010-6-9 |
| 推文 |
 facebook  plurk  twitter  funp  google  live  udn  HD  myshare  reddit  netvibes  friend  youpush  delicious  baidu
|
| 網路書籤 |
 Google bookmarks  del.icio.us  hemidemi mysha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