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英) |
The theme in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changes to the frontier society in northern Taiwan after mid 19th century under influences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and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such changes. During the discussion, the researcher selects Kuan-shi area in Hsin-chu as the study case. With the observation on the area case, the researcher explores the impact to the frontier soci-ety b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At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local government in northern Taiwan strategically allowed the armed reclamation groups by Han people and plains aborigines to establish armed villages with defense nature al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eantime, local elites from these villages were allowed to establish their private armed force and exempt from land tax. This local society under semi-autonomous society is the frontier society in this article. The researcher points out that after mid 19th century, frontier society was in the state of chaos due to competition of local elites on economic resources and lack of specific legal system standard. Besides, owing to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authorities also changed the strategy of letting local elites occupy the economic resources along the mountains. They established the “Fu-Ken office” and “Ai-Yung battalion”（both are the coordination unit without administration system）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 rectify land tax and armed force of frontier society. In 1895 after the Japanese ruled Taiwan, the ruling authorities had stronger intention to rectify the border. Tax and land rights were re-regulated. Systems of Pao-chia, police, education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were established, leading to grad-ual loss of autonomy of frontier society. Unde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s, local elites in frontier society faced new challenges, too. Some had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their influence due to internal conflict of the group or even changes of policies. Example is the Wei family (plains aborigine, once serving as Ken-hu), the Chengs and the Liens, etc.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some other elites, such as Lo Pi-yu and Chou Yuan-pao, took the advantage and grew after helping the ruling authorities. Chen Wan-hui and Chen Feng-mao, etc made a big fortune by grabbing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y had become the new local leaders. Also, in the 20th century, besides the end of private armed reclamation due to strengthened control power of the state, local society started diverse development thanks to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local elites. Increase of village population, construction of modern traffic and innovation in industry brought diversifica-tion of public space and activities. All these changes truly refl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frontier socie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ve three major contributions: 1) the article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frontier society from border state to the contemporary national system through area case observation and discusses how ruling authorities established each governing system to control the once-regarded border areas. 2) Contemporary local elites had to further depend on the actual or symbolic authority endowed by the national system to increase their own economic and symbolic capital in addition to allianc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s or marriages and participation of public affairs. 3) With local economic and society diverse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local elites, which is the key factor of promot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
| 參考文獻 |
參考書目
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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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六年曾清源與姜紹基仝立允願清字〉，北埔姜家史料，吳學明老師提供。
〈光緒六年溫運與姜紹基仝立甘願收清谷銀字〉，北埔姜家史料，吳學明老師提供。
〈光緒二十一年羅阿德立承贌山埔永耕栽茶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收藏，T0462D0380批次。
〈光緒十一年新竹縣給業戶張桂蘭契尾〉，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古文書室藏，T0448D0369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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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明煥，〈清代新竹縣猴洞莊探源〉，《臺灣風物》，40卷3期（1990.09），頁137-148。
范燕秋，〈新醫學在臺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新史學》，第9卷3期（1998年9月），頁49-84。
張世賢，〈岑毓英治臺政績〉，《臺灣文獻》，第28卷第1期（1977年3月），頁105-122。
盛清沂，〈新竹地區史前遺址調查報告〉，《臺灣文獻》，第15卷第4期(1964年)，頁93-115。
莊英章、陳運棟，〈清末臺灣北部中港溪流域的糖業經營與社會發展：頭份陳家的個案研究〉，《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56期（1984年），頁59-110。
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期（1985年），頁127-161。
陳世榮，〈清代北桃園的地方菁英及公共空間〉，《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2001年5月），頁203-242。
陳志豪，〈寺廟與地方社會之研究：以關西太和宮為例〉，《民俗曲藝》，第148期(2005年3月)，頁20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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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振華，〈清代台灣中部的開發與社會變遷〉，《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13期（1983年6月），頁253-274。
溫振華，〈清代台灣漢人的企業精神〉，《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9期（1981年5月），頁111-139。
劉士永，〈「清潔」到「衛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8卷1期（2001年12月），頁41-88。
劉翠溶、劉士永，〈臺灣歷史上的疾病與死亡〉，《臺灣史研究》，第4卷2期（1999年12月），頁89-132。
蔡慧玉，〈日治時代臺灣保甲書記初探（1911-1945）〉，《臺灣史研究》，第1卷2期(1994年12月)，頁5-24。
蔡慧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1920-1945）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臺灣史研究》，第3卷第2期(1998年6月)，頁93-141。
蔡錦堂，〈日據末期臺灣人宗教信仰之變遷─以家庭正廳改善運動為中心〉，《新史學》，第29卷4期(1991年12月)，頁65-83。
鄭喜夫，〈清代臺灣「屯番」考〉，《臺灣文獻》，第27期2卷（1976.03），頁35-54。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第34期(2004年12月)，頁149-194。
簡榮聰，〈關西鎮石爺信仰〉，《臺灣文獻》，第45卷第3期(1994年9月)，頁17-26。
藍華峰，〈彩鳳橋徵詩啟事〉，《新竹文獻》，第3期(2000年10月)，頁78-87。
羅玉良，〈再說彩鳳橋：兼談關西羅家與陳家〉，《新竹文獻》，第14期(2003年11月)，頁102-114。
羅玉良，〈話說咸菜甕四公館〉，《新竹文獻》，第13期(2003年8月)，頁87-97。
Antonio C. Tavares (陶仁明), “The Japanese Colonial Stat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ate Imperial Frontier Economy in Taiwan, 1886-190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2(2005.05), 36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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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論文
李若文，〈論內地延長主義方針的同化（臣民化）政策：關於1920年的「地方自治制度」〉，發表於嘉義大學史地系主辦，「歷史、地理與變遷學術研討會」，2003.10.4-5。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的地域社會及其區域化：以苗栗地區的雞隆溪域為例〉，發表於中研院民族所主辦，「區域再結構與文化再創造：一個跨學科的整合研究」學術研討會，2005年5月16日。
陳志豪，〈日治時期的交通建設與地方社會：以北埔地區的輕便軌道為例〉，發表於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金廣福文教基金會主辦，「北埔姜阿新故宅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24-25日。
陳秋坤，〈俗例，番租與國家：清代台灣岸裡社人和新港社人的田園租業，1740-1820〉，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主辦，「明清司法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國際研討會」，2005年10月13日。
黃富三，〈帝國邊陲與家族社會流動：霧峰林家的發展模式〉，發表於中研院史語所、民族所、臺史所、語言所共同主辦「文化差異與社會學通則：紀念張光直先生學術研討會」，2002年3月1日。
洪廣冀、洪麗完，〈清代臺灣縣沿山地區番漢土地關係再思考：以「埔底租」與「撫番租」為例〉，發表於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主辦，財團法人愛鄉文教基金會協辦，「第一屆南瀛學歷史、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15-16日。
洪麗完，〈國家制度與平埔社會關係：以竹塹大屯為中心之考察〉，發表於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1月25日，頁1-35。
施添福，〈清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的多樣性：以三灣墾區合股型拓墾初探〉，發表於中研院臺史所主辦，「臺史所專題演講」，2004年8 月17日。
陳世榮，〈社會菁英：國家與地方社會間的另一股力量〉，發表於中研院近史所主辦，「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學術研討會」，2005年6月29日。
(三) 學位論文
王雲洲，〈清代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1766-188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王慧芬，〈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精英：以新竹苗栗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吳奇浩，〈清代臺灣之熟番地權：以道卡斯族為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以桃園大溪地區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5年。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李其霖，〈清代台灣之軍工戰船廠與軍工匠〉，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林欣宜，〈樟腦產業下的地方社會與國家：以南庄地區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邱顯明，〈日治時期臺灣茶葉改良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柯勝釗，〈日治時期臺南社會活動之研究：以臺南公會堂為例〉，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洪麗完，〈從部落認同到「平埔」我群：台灣中部平埔族群之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范瑞珍，〈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客家人墾拓研究：以族群關係與產業發展兩層面為中心所做的探討〉，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陳中禹，〈從清乾隆朝岸裡社訟案看番漢糾紛的型態(1758－179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之發展〉，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黃富三，〈劉銘傳清賦事業與土地改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67年。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年-1905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楊慶平，〈清末臺灣的「開山撫番」戰爭（1885-189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詹素娟，〈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
劉慧真，〈清代苗栗地區之族群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蔡淵洯，〈清代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鍾文娟，〈清代苑裡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1683－189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羅娟芝，〈清代屏東內埔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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