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
葉兆聰(Siu-Chung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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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系所 |
中國文學系 |
| 論文名稱 |
《春秋》學於宋代政治的運用－以《全宋文》所錄君主宰輔公牘為核心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focus on the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from emperors and chancellors recorded in Quan Song 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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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
《春秋》學在宋代有不同的應用面向，當中又以政治層面較為重要。如王安石執政期間，將《春秋》從科舉範圍中剔除，令北宋《春秋》學發展從盛轉衰。加上，《春秋》學在學術思想層面上的應用，已有不少現當代學者所關注。故此本文以《全宋文》所錄的君主宰輔的公牘為研究核心，嘗試了解這些人物，如何在政治上應用《春秋》學。
廣義的公牘，不止是政府部門之間的往來文書，更包括君主的詔令與大臣的奏章。君主是宋代政治的核心，他們的詔令文書所記載，不單是命令，更記載了他們的學術思想與對事情的應對方法，是直接的政治行為記錄。君主雖貴為天子，但仍有不方便直接說話的時刻，故此需要借助經籍來說話，當中包括《春秋》經傳。宋代大臣人數眾多，當中以宰輔最為接近權力核心。他們在向皇帝提供建議時，大都會引經據典，以加強說服力並找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引用經典時，不僅反映他們的學識，亦包含他們對經典的看法。
在宋代，人們對災異的看法，大多當作是上天的警示，不如今日人們以科學方法作解釋。當中，大臣常用《春秋》經傳中的記載，向皇帝說明某種災異的含意與應對方法。本文會探討從宰輔與一般大臣的角度來看，到底在引用《春秋》經傳解災說異時，有著怎樣不同的解讀情況。
本文以《全宋文》所錄的公牘作為研究文本，是希望借助當代的學術成果，進一步考究《春秋》學在宋代的應用情況，特別是政治上的運用。與此同時，是希望藉著了解政治核心如何在政治層面上運用《春秋》學，看他們與一般士人對「尊王」及「攘夷」的看法是否有所分別。 |
| 摘要(英) |
The stud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春秋學）had different applications in Song Dynasty（宋朝）, in which the political approa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or example, Wang Anshi（王安石）has remove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from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syllabus; and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北宋）turning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Many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udy on the level of philosoph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from emperors and chancellors recorded in Quan Song Wen（全宋文）and trying to investigate how they apply the study through political approach.
In a broad sense,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公牘）are not only about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ut also include emperors’ edicts and orders, and officials’ memorials. Emperor（君主）was the cor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Song Dynasty. His edicts and orders were the force of law, the philosophy and the responses on a particular event. These are the direct records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As “son of Heaven”, the emperor sometimes could not freely express their opinion. He had to use the quotes from the classics, for example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speak. In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which chancellor（宰輔） was the highest ranking executive official. When chancellor was giving advice to the emperor, he would usually use the quotes from classics to strengthen persuasiveness and find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is reflects that he was knowledgeable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quotes.
In Song Dynasty, people mostly regarded calamity as a warning from the heaven, unlike the people in nowadays are using scientific methods to explain. At that time, officials would illustrate to emperor the meanings and the solutions of a disaster by quot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frequently.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cellors and officials and investigate how did they interpret the quot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hen explaining the situation to the emperor.
This research essay is based on the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in Quan Song Wen and intending to use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achievement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Song Dynasty, in which particularly in political approach. Moreover, this essay is aim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r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officials on the opinion of “revere the emperor”（尊王）and “expel the barbarians”（攘夷）by understanding how the cores were applying the study in political approach. |
| 關鍵字(中) |
★ 《春秋》學
★ 宋代
★ 公牘
★ 君主
★ 宰輔 |
關鍵字(英) |
★ The stud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 Song Dynasty
★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 Emperors
★ Chancellors |
| 論文目次 |
摘要 i
Abstract ii
謝辭 iv
目錄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起源 1
第二節 研究主題與對象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5
第四節 相關文獻回顧 7
第二章 宋代皇帝於公牘應用《春秋》學的情況 10
第一節 宋代《春秋》學發展 10
一、宋太祖至宋仁宗時期 10
二、宋英宗至宋徽宗時代 12
三、宋欽宗至宋恭帝時期 13
第二節 《春秋》學對宋代皇帝的必要性 14
一、《春秋》經傳被視為政治學的進階典籍 14
二、《春秋》經傳被視為皇位繼承人的學習典籍 16
三、《春秋》學典籍被視為皇帝的學習內容 18
第三節 《春秋》學於宋代皇帝公牘中的實際應用 18
一、軍事 21
二、財政 25
三、禮制 28
四、法制 33
五、人事 35
第四節 小結 39
第三章 宋代宰輔於公牘應用《春秋》學的情況 41
第一節 宋代政治形勢 41
一、統計數據概況 42
二、宋代宰輔任期 44
三、南宋權相政治 47
四、宋代奏事方式 49
第二節 宋代皇帝與宰輔對《春秋》學的幾個方向 50
一、《春秋》經傳被視為新舊黨爭的工具 50
二、《春秋》經傳被視為歷史史錄 52
三、宰輔公牘反映皇帝對《春秋》學的重視 53
第三節 《春秋》學於宋代宰輔公牘中的實際應用 54
一、解釋帝惑 55
二、改革建議 56
三、軍事建議 59
四、宗廟制度 64
五、用人建議 66
第四節 小結 70
第四章 宋代大臣於解釋災異方面應用《春秋》學情況 71
第一節 大臣引用《春秋》學解釋災異的情況 72
一、天災遠比祥瑞多 74
二、監察性質的官員較多 75
三、主流意見為天災非時數論 78
第二節 宰相解讀災異的政治目的 80
一、維護相權 81
二、對抗政敵的攻擊 83
第三節 宰輔與其他大臣對災異態度與解讀的異同 84
一、 是否能利用辭任作為政治工具 85
二、公牘內的措辭與態度 85
三、天變與時數的關係 86
四、同樣皆依經典與災異作為政治保護與工具 87
第四節 小結 90
第五章 總結 92
參考書目 94
附錄 100
表一：宋代君主公牘列表（有引用《春秋》學） 100
表二：宋代在任宰輔公牘列表（有引用《春秋》學） 105
表三：宋代非在任宰輔公牘列表（有引用《春秋》學） 107
表四：宋代曾任宰輔公牘列表（有引用《春秋》學但年月不可考） 120
表五：宰輔拜罷時間與《全宋文》記錄表 126 |
| 參考文獻 |
參考書目
一、古籍
經部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史部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宋］李攸：《宋朝事實》。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宋］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元］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元］劉一清撰，王瑞來校箋：《錢塘遺事校箋考原》。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清］徐松編，劉琳、刁忠民、舒大剛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子部
［北魏］賈思勰著，石聲漢校釋：《齊民要術今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1994年。
集部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二、近人專著
王世宗：《南宋高宗朝變亂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8年。
王瑞來：《宋史宰輔表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王飛凌：《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新北：八旗文化，2018年。
王化雨：《面聖：宋代奏對活動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安國樓：《宋朝周邊民族政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
牟宗三：《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
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李之亮撰：《宋代京朝官通考》。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何忠禮：《南宋政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何忠禮：《南宋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李霖：《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李超：《南宋寧宗朝前期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余英時著，沈志佳編：《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2019年。
吳國武：《兩宋經學學術編年》。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
吳洪澤主編：《全宋文篇目分類索引》。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
杜建錄：《西夏史論集》。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6年。
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金中樞：《宋代的學術和制度研究》。臺北縣：稻鄉出版社，2009年。
范煥之、李震洲編撰：《宋代考選制度》。臺北：考選部，1973年）。
郜同麟：《宋代文獻引《春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夏長樸：《王安石新學探微》。臺北：大安出版社，2015年。
高福順：《科舉與遼代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陶晉生：《宋代外交史》。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張其凡：《宋代人物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詮釋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年。
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曾瑞龍：《拓邊西北－北宋中後期對夏戰爭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6年。
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程蘇東：《從六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黃寬重：《史事、文獻與人物－宋史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
黃純怡：《北宋的外戚與政治》。臺北：萬卷樓，2018年。
黃純怡：《皇權、近習與權臣：南宋外戚與政治》。臺北：萬卷樓，2021年。
黃雲鶴：《唐宋時期落第士人群體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7年。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6年。
鄧廣銘：《宋史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趙曉耕：《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調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
諸葛憶兵：《宋代宰輔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簡逸光：《噶瑪蘭治經學記:春秋三傳研究論叢》（臺北：萬卷樓，2015年）
（日）安井小太郎等著；連清吉、林慶彰合譯：《經學史》。臺北：萬卷樓，1996年。
（日）小島毅著，游韻馨譯：《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
（日）杉山正明著，郭清華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
（日）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
（日）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日）溝口雄三著；龔穎、趙士林等譯：《中國思想史－宋代至近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德）傅海波(Herbert Franke)、（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美）史樂民（Paul Jakov Smith）編，宋燕鵬等譯：《劍橋中國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美）賈志揚(John W.Chaffee)著，趙冬梅譯：《天潢貴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美）包弼德(Peter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
（美）柏文莉（Beverly Bossler）著，劉雲軍譯：《權力關係：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
（美）劉子健(James T.C)：《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
（美）劉子健(James T.C)著，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
三、期刊論文
方震華：〈傳統領域如何發展－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幾點觀察〉，《臺大歷史學報》第48期，2011年12月，頁165－184。
吳智雄：〈論《穀梁》傳義在漢代的政治應用〉，《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頁167－199
吳智雄：〈論春秋學在漢代的政治應用〉，《經學研究集刊》特刊，2009年12月，頁191－216。
李偉國：〈論《全宋文》及宋代遺文的搜集和整理〉，《新宋學》（第九輯），2020年10月，頁5－17。
金雷磊：〈下詔與上奏：宋代官府的圖書訪求活動〉，《現代出版》，2019年06期，頁81－85。
周武：〈唐宋轉型中的「文」與「道」—包弼德教授訪談錄〉，《社會科學》第7期，2003年，頁91－100。
周淑萍：〈孟子與宋代政治文化－以宋人奏議為中心〉，《孔子研究》2014年第3期，頁31－40。
郭齊：〈《全宋文》與宋代思想家研究〉，《宋代文化研究》，2008年00期，頁435－448。
張書豪：〈從奏議到經義－西漢晚期廟數之爭析論〉，《政大中文學報》第15期 ，2011年6 月，頁169－196。
張尚英：〈《全宋文》與宋代《春秋》學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7卷2期，頁208-212。
劉家和：〈「論漢代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思想〉，《史學理論研究》1995年02期，頁58－66、57。
四、學位論文：
王明：〈南宋宰相群體之研究〉（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
王敏安：〈北宋母后聽政及其與士大夫的政治關係——以劉太后與高太皇太后為探討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 |
| 指導教授 |
劉德明(Te-Mi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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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日期 |
2021-1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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