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英) |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later of Wan Li emperor, political affairs had decadency.
Therefore, later generations consider the Wan Li age as the critical period that the
powerful Ming Dynasty nation power turn into weak. And that ”the Ming
Shin ”criticized the declining and falling moment of Ming Dynasty. There was a
version of ” the Ming Dynasty crumbled, Shen Tzung in the next place, and the first
malefactor was Tsung Che”. Tsung Che Fang is the last premier of the Wan Li age, so
he is the key person of to make the prosperity and adversity of the Ming Dynasty.
Since the year of Wan Li 42, Tsung Che Fang taken charge of the premier,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ad grand variations frequently. In the year of Wan Li 43, there was
an event happened that”The rod attacked affair” compromised of a crown prince safe.
In the year of Wan Li 45,”The ting szu ching cha” solicited acrimonious factional
altercation. In the year of Wan Li 46, Slave Kazak red attacks Fushun, then officially
breaks off with the Ming Dynasty. Next year, the Saar hu campaign happened. After
slightly Yang pickaxe disastrous defeat, it causes the bright armed force three groups
to be completely destroyed. In the year of Wan Li 48, Shen zong emperor died and
Guang zong emperor took his place. However, Guang zong emperor served the post
of emperor only one month and more, at once,“red pellet affair”happened and
caused him sudden death . After emperor Guang- zong died , Li-xuan shi still
occupied gan-qing-palace , and caused courtiers to afoul of Li-xuan shi clash strongly.
That affair was called“shift out palace affair”. By December this year, Tsung Che
Fang stepped down and ended to fill the first grand-secretary during six years and four
months.
During the period of Tsung Che Fang ruling the government, the achievements in
his official career had nothing good or unusual to report. Moreover, his character was
supple-cunning. Tsung Che Fang was afraid of speaking out in front of the emperor.
Although he was the first grand-secretary, he handled the government affairs with less
decisiveness. Furthermore, Tsung Che Fang was supported by other factions and
established a ba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fter Chu-Cheng Chang died, the position
of the first grand-secretary went down in the Ming Dynasty. Except for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his personal abilities and characters caused the power of the
grand-secretary lower than before. Besides, because of the wrong decision, Ming
Chao commanded troops to Hou-Jin unsuccessfully and caused great damage to the
crops of Ming Chao. That event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crumbled Ming
Chao. Tsung Che Fang’s mismanagement to deal with “three-affair” as he was the first grand-secretary caused serious argues between the factions. Those are the
reasons to lead to degeneracy of Ming Chao.
This thesis study ranges from the year of Wan Li 42, the time that Tsung Che
Fang filled the first grand-secretary, to the year of Chong Zhen 1, which he di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sung Che Fang, can help to find the characters and positions he
had during the later Ming Dynasty .This study also analyz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and discussed the reasons that Ming Dynasty came
to an end . |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與史料
（一）官書典籍
《明太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明宣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明英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明孝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明憲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明世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明神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明光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明熹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崇禎長編》（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4）
張廷玉等，《明史》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明抄本萬曆起居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1）。
《皇明實錄》（台北：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室，）
池內宏編，〈光海君日記〉，《李朝實錄抄》，收入《明代滿蒙史料》第13，（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二）地方志
何喬遠，《閩書》﹙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明崇禎刊本﹚。
李衛，《畿輔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04-50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孫承澤，《畿輔人物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史部地理類119（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傳記類 第113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嵇曾筠等，《浙江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52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三）詔令奏議
不記著人，《萬曆邸抄》（台北：古亭書屋，1968）。
不記著人，《萬曆大政類編》，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政書類54（北京：書目文獻社，1993）。
不記著人，《朝野申救疏》，收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史部13（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王家屏，《王文端公奏疏》（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山陰王氏家刊本）。
王象乾，《王司馬疏》，收入《明代基本史料叢刊．奏摺卷》95（北京：線裝書局，2004）。
王錫爵，《王文肅公奏草》（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萬曆間 1573-1620太倉王氏家刊本）。
朱賡，《朱文懿公奏疏》（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刊本）。
沈一貫，《敬事草》，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史部詔令奏議類63（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吳亮，《萬曆疏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68-4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孫丕揚，《孫太宰奏疏》，收入《明代基本史料叢刊．奏摺卷》（北京：線裝書局，2004）。
孫慎行，《玄晏齋奏議》，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2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李朴，《御選明臣奏議》，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44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倪元潞，《倪文貞奏疏》，收入《欽定四庫全書》129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983）。
程開祜輯，《籌遼碩畫》，收入《清史資料》第一輯開國史料（台北：國風出版社，1968）。
葉向高，《綸扉奏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董其昌，《神廟留中奏疏彙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詔令奏議類470-47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鄒元標，《鄒忠介公奏疏》，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2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趙世卿，《司農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趙志皐，《內閣奏題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顧秉謙輯，《三朝要典》，卷6，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5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四）文集
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收入《四庫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147﹙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于慎行，《穀城山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91，（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22（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王家屏，《復宿山房集》（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萬曆間廖鏞等刊本）。
王錫爵，《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9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王錫爵，《皇明館課續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9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王錫爵，《王文肅公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135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收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37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沈一貫，《喙鳴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7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何喬遠，《鏡山全集》（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崇禎十四年刊本）。
汪應蛟，《古今彝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史部史鈔類141（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沈鯉，《亦玉堂稿》，收入《四庫全書珍本》5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
吳道南，《吳文恪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3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吳伯與，《素雯齋集》（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天啟間原刊本）。
吳道南，《吳文恪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31，﹙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李廷機，《李文節集》，收入沈雲龍編《明人文集叢刊》2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李廷機，《皇明名臣言行錄》，收入沈雲龍編《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出版社，1991）。
徐光啟，《徐光啟集》（台北：明文出版社，1986）。
高攀龍，《高子遺書》（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崇禎五年刊本）。
高攀龍，《高子未刻稿》（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鈔本）。
孫承宗，《高陽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6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許國，《許文穆公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4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張位，《間雲館集》（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明刊本）。
張位，《問奇集》，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
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張鳳翼，《句注山房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7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張鼐，《寶日堂初集》（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崇禎刊本）。
黃居中，《千頃齋初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363（上海：上海古籍，1995）。
黃克纘，《數馬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4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黃承玄，《盟鷗堂集》（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崇禎刊本）。
陳濟生，《天啟崇禎兩朝遺詩》，收入周駿富編，《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出版社，1991）。
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四十四年秀水曹憲來校刊本）。
陶望齡，《歇庵集》，收入《明代論著叢刊》（台北：偉文出版社，1976）。
焦竑，《國朝獻徵錄》（台北：明文出版社，1991）。
葉向高，《蒼霞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24﹙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葉向高，《蒼霞續草》，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2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楊漣，《楊忠烈公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3（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鄒元標，《願學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鄒元標，《鄒子存真集》（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內閣文庫影印本）。
鄒元標，《鄒子願學集》（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刊本。）
溫純，《溫恭毅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七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趙士諤，《趙蹇卿文集》（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刊本）。
趙志皐，《趙文懿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8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趙志皋，《靈洞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21（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6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趙維寰，《雪廬焚餘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8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劉戡之，《竹林園行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萬曆間刊本）。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魏大中，《藏密齋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45（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韓爌，《欽定逆案》，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雜史類5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謝肇淛，《小草齋文集》（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刊本）。
顧天埈，《顧太史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顧起元，《嬾真草堂文集》，收入沈雲龍編《明人文集叢刊》2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顧憲成，《顧端文公文集》，（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崇禎間無錫顧氏家刊本）。
陳子龍，《皇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22-2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五）私史與筆記
于慎行，《穀山筆塵》﹙台北：學海出版社，1969﹚。
于燕芳，《勦奴議撮》（台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刊本）。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收在《中國野史集成》24（成都：巴蜀書社，1993）。
文秉，《定陵註略》，收入《明季史料集珍》第2 輯（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
文秉，《先撥志始》（北京：中華書局，1985）。
朱賡，《荼史》，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地類第260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李棪，《東林黨籍考》，收在《中國學術名著史學名著》第4集第6冊（台北：世界書局，1961）。
李清，《三垣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李遜之，《三朝野記》（台北：廣文出版社，1964）。
何出光、陳登雲等撰，《蘭臺法鑑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傳記類16（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
沈國元，《兩朝從信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356史部編年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
谷應泰，《明史紀事始末》，收在《叢書集成新編》118（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吳應箕，《東林事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43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呂毖，《明朝小史》，收入《玄覽堂叢書》初輯第19册（台北：正中書局，1981）。
姚宗典，《存是錄》，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119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計六奇，《明季北略》（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夏允彝，《幸存錄》，收在《臺灣文獻刊》第235種（台北：臺灣銀行，1967）。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
孫慎行，《恩恤諸公志略》，收入《明清史料彙編》三集20（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張位、于慎行，《詞林典故》，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258（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張潑，《庚申紀事》，收入《叢書集成初編》3965（北京：中華書局，1985）1。
張瀚，《松窗夢語》，收入《叢書集成》續編 文學類第213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黃光昇，《昭代典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編年類12（台南：莊嚴文化，1997）
黃佐，《翰林記》，收在《百部叢書集成》1374（臺北：藝文書局，1968）。
黃景昉，《國史唯疑》（台北：正中書局，1969）。
黄尊素，《說略》，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85（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2000）。
黃宗羲，《明儒學案》，收在周駿富編，《明人傳記資料叢刊》2（台北：明文書局，1991）。
黃宗羲，《汰存錄》，收在《叢書集成續編》119（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莊廷鑨，《明史鈔略殘本》，收在《四部叢刊廣編》1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
陳建，《皇明從信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陳盟，《崇禎內閣行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陳鼎，《東林列傳》，收在周駿富編，《明人傳記資料叢刊》6（台北：明文書局，1991）。
陸夢龍，《梃擊始末》，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54（台南：莊嚴文化，1996）。
葉向高，《蘧編》，收入《明季史料集珍》第2 輯（台北：偉文出版社，1977）。
鄒漪，《啟禎野乘》（台北：明文出版社，1991），頁6。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在周駿富編，《明人傳記資料叢刊》129-140（台北：明文書局，1991）。
楊惟休，《泰昌日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刊》史部55（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台北：中華書局，1966 ）。
熊廷弼，《遼中書牘》（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藏，明萬曆辛亥三十九年刊本）。
蔣平階，《東林始末》，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學海類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
鄭仲夔，《偶記》，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65﹙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談遷，《國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3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劉心學，《四朝大政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27（成都：巴蜀書社，1993）。
劉若愚，《酌中志》（台北：偉文出版社，1976）。
蕭大亨，《遼事述》，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雜史類11（北京：書目文獻社，1993）。
（六）檔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內閣大庫書檔舊目》（編者自印，193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台灣商務印書館，1936）。
不著撰人，《內閣大庫檔冊》（台北：新文豐，1989）。
不著撰人，《重整內閣大庫殘本書影》（北平博物院文獻館影印本，1933）。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重整內閣大庫殘本書影》（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98）
明‧吏部考功司撰，《吏部考功題稿》，不分卷（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據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
前東北圖書館編輯，《明內閣大庫史料》（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
（七）碑銘
方從哲撰寫，〈重修崇福禪寺碑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拓片室藏）。
方從哲撰寫，〈順天府重修儒學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拓片室藏）。
二、近人著述（中文著作）
（一）中文專書
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中華出版社，2006）。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明史研究論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毛佩琦，《中國明代政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毛佩琦，《新編中國明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王其榘，《明代內閣制度史》（北京：中華出版社，1989）。
王春渝、杜婉言，《明代宦官與經濟史料初探》（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王春渝、杜婉言，《明代宦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
王興亞，《明代行政管理制度》（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包遵彭主編，《明史論叢：明代政治》（台北：學生書局，1979）。
朱文杰，《東林黨史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9）。
朱倓，《明季社黨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45）。
多洛肯，《明代浙江進士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杜乃濟，《明代內閣制度》（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杜婉言，《中國宦官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杜婉言，《失衡的天平：明代宦官與黨爭》（台北：萬卷樓出版，1999）。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99）。
沈明璋，《明代政治史》（編者自印，1967）。
冷東，《葉向高與明末政壇》（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李棪，《東林黨籍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李民實，《明代考選制度》（台北：考試院考選部，1984）。
李尚英，《明末東林黨》（北京：中華書局，1983）。
李渡，《明代皇權政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吳緝華，《明代制度史論叢》（台北：學生書局，1971）。
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台北：南天書局，1995）。
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國明代研究學會，《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台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出版，2001）。
孟森，《明代史》（台北：台灣書店，1957）。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
洪煥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韋慶遠，《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北京：中華書局，1979）。
苗棣，《魏忠賢專權硏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4）。
馬楚堅，《明政由治入亂之關鍵》，收入吳智和主編《明史研究專刊》第五期（台北：大立出版社，1982）。
高茂，《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台北：商務印書館，1965）。
高一涵，《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上海：商務出版社，1931）。
唐進、鄭川水，《中國國家機構史》（瀋陽市：遼寧人民社，1993）。
孫文良、李治亭，《明清戰爭史略》（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張治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92）。
張治安，《明代監察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
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張晉藩、懷效鋒主編，《中國法制通史‧明代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張顯清、林金樹等著，《明代政治史》 上、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張德信，《明朝典章制度》（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張薇，《明代的監控體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陳學文，《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
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崔來廷，《海國孤生：明代首輔葉向高與海洋社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
郭榮趙，《明代內閣制度的一個初步檢討》（台中：東海大學政治學系，1961）。
黃雲眉，《明史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79）。
費振鐘，《墮落時代》（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傅武光，《高攀龍》（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
寒爵，《明末太監魏忠賢》（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95）。
溫功義，《明代的宦官和宮廷》（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溫功義，《明代的宦官與三案》（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
楊國楨、陳支平，《明史新編》（台北：知書房，2003）。
楊樹藩，《明代中央政治制度》（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
趙子富，《明代學校與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樊樹志，《萬曆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歐陽琛、方志遠，《明清中央集權與地域經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鄭克晟，《明清史探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鄭天梃，《明清史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潘星輝，《明代文官銓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齊覺生，《明代監察制度之權力分配及其運用》（編者自印，1964）。
衛建林，《明代宦官政治》（石家庄：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
錢穆，《明代政治》（台北：學生書局，1968）。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錢茂偉，《明代史學編年考》（北京：中國文聯，2000）。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
謝國楨，《明清筆記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62）。
謝貴安，《明實錄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關文發、顏文廣，《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蘇同炳，《明史偶筆》（台北：台灣商務，1995）。
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96）
（二）中文學位論文
王文娟，〈明代科舉考試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王莉華，〈明代王錫爵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巨煥武，〈明代巡按監察御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70）。
呂光宇，〈我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肖平，〈試論災異與萬曆政局〉，（江西：江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李京圭，〈明代文人結社運動的研究－－以復社為主〉（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李民實，〈明代文官之考選與任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吳紹開，〈明代廠衛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邱業超，《明代遼東經略制度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林美玲，〈晚明遼餉的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林麗月， 〈明末東林運動新探〉（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
許媛婷，〈明代藏書文化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許國賢，〈明代文官俸祿制度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張治安，〈明代監察制度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1962）。
張治安，〈明代內閣制度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0）。
張榮林，〈明代吏部文選清吏司職掌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6）。
張誼如，〈李東陽的文學成就及政治生涯－兼論明朝中葉的內閣與翰林院〉（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6）
張淑婷，〈明代宣大兩鎮的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張藝曦，〈講學與政治：明代中晚期講學性質的轉變及其意義〉（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陳超，〈明代「大禮議」前後的內閣體制變化〉，（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董立夫，〈明代進士研究：社會背景的探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1990）。
董立夫，〈明代官僚組織的組成及其運作〉（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博士論文，1999）。
潘富堅，〈明末黨爭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1984）。
蔡順周，〈明代科舉制度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
蔡慶順，〈明代宦官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1992）。
駱芬美，〈明代官員的丁憂與奪情〉（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劉振仁，〈明代衛所制度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博士論文，1998）。
戴月芳，〈明代太常寺官員陞遷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2）。
蕭慧媛，〈明代官員的乞休致仕--官場困局下求退告歸的時代現象〉（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三）中文期刊論文
方志遠，〈明代內閣的票擬制度〉，《江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4期（江西：江西師範大學，1987），頁63-67。
尹韻公，〈略論《萬曆邸鈔》〉，《新聞硏究資料》，第45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9），頁75-90。
王天有、陳稼禾，〈試論明代的科道官〉，《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2期（北京：北京大學，1989），頁37-45。
王文景，〈明宦官心態與現象之分析〉，《中興史學》第6期（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2000）， 頁31-79。
王止夌，〈東林黨與明朝國運〉，《醒獅》，第14 卷第7 期（台北：醒獅月刊社，1976），頁18-20。
王宏志，〈明代的宦官與廠衛〉，《文史知識》，1982年第3期（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9-23。
王克嬰，〈明末浙黨領袖沈一貫簡論〉，《南開學報》，1999年第3期（天津：南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1999），頁52-56。
王海燕，〈雖無宰相之名，實有贊襄之責－試論明代內閣制度的作用〉，《唐山師專學報》，第21卷第6期（河北：唐山師專，1999），頁18-22。
王燕，〈明代嘉靖至萬曆年間的科考弊端及其紛爭〉，《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蘇州：蘇州大學學報編輯部，2002），頁110-113。
王煜，〈顧憲成研究〉，《中國文化月刊》，第84 期（台中：私立東海大學哲學系，1986），頁56-74。
王廣軍，〈試析明朝內閣制的政治效能〉，《遼寧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遼寧：遼寧大學，1999），頁61-64。
牛建強，〈明後期政爭之紛爭—兼論東林學派政爭之非直接介入〉，《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 期（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1995），頁19-24。
卞利，〈嘉靖至萬曆初年內閣首輔的爭權鬥爭〉，《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期（安徽：安徽大學，1992），頁105-110。
田澍，〈明代內閣的政治功能及其轉化〉，《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1期（甘肅：西北師大，1991），頁95-101。
朱子彥，〈論明代的內閣與黨爭〉，《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1期（上海：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1996），頁149-155。
朱鴻，〈論明仁宗的求言納諫〉，《教學與研究》，第17卷（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1995.06），頁169-207。
朱傳譽，〈明代輿論研究〉，《報學》，第4 卷10 期（台北：報學出版社，1973），頁75-91。
朱金甫，〈明清內閣票擬制度的來歷與演變〉，《歷史檔案》，1981年第1期（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1），頁132-133。
朱崇業，〈言官與明代政治〉，《晉陽學刊》，1990年第3期（山西：晉陽學刊編輯部，1990），頁56-60。
李治亭，〈明亡于神宗辨〉，《史學集刊》，1998年第2期（吉林：吉林社會科學院歷史所，1998），頁26-31。
李洵，〈明末東林黨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張〉，《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第3期（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1957），頁156-169。
李洵，〈論明末政局〉，《史學集刊》，1986年第1期（吉林：吉林社會科學院歷史所，1986），頁1-6。
李洵，〈論明代江南地區士大夫勢力的興衰〉，《史學集刊》，1987年第4期（吉林：吉林社會科學院歷史所，1987），頁34-42。
李渡，〈明代皇權與宦官關係論略〉，《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5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1995），頁80-84
李珩，〈論明代言官〉，《北方工業大學學報》，14 卷4 期（北京：北方工業大學，2002），頁69-73。
余興安，〈明代巡按御史制度研究〉，《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1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1992），頁73-84。
吳偉逸，〈東林黨爭羽晚明清流士大夫的歷史命運〉，《安慶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4期（安徽：安慶師院，1997），頁27-30。
吳振漢，〈明代前期內閣與吏部主導人事權之變遷〉，《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2期（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2000）， 頁71-95。
吳振漢，〈明代《邸報》的政治功能與史料價值〉，《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8 期（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2003），頁1-31。
吳緝華，〈明仁宣時內閣制度之變與宦官僭越相權之禍〉，《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3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1960），頁77-98。
杜婉言，〈明代宦官與明代經濟〉，收在《明代宦官與經濟史料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388-413。
杜婉言，〈論明代內閣制度的特點〉，《中國史硏究》，第56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1992），頁110-120。
江心力，〈明朝內閣官僚群體形成因素析論〉，《史學集刊》，1996年第3期（山東：聊城師範學院歷史系，1996.03），頁14-17。
任沉棉，〈忠毅千秋趙南星〉，《檔案天地》，1995年第6期（河北：高邑縣檔案局，1995），頁40-41。
冷東，〈葉向高與宦官關係論略〉，《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11卷第2期（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頁45-52。
冷東，〈葉向高與東林黨〉，《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71期（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1998），頁46-55。
肖平，〈試論災異在政治互動中的特殊作用-以明朝萬曆年間為例〉，《淮南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江西：淮南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2005），頁78-81。
那思陸，〈明代內閣與司法審判〉，《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第2期（台北：中國法制史學會，2001），頁31-60。
那思陸，〈明代的司法制度〉，《政大法學評論》，第61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1999），頁1-34。
何平立，〈明代內閣與朋黨關係略論〉，《上海大學學報》，第3 卷第4 期（上海：上海大學，1986）年，頁75-79。
何兆吉，〈明代內閣相權的一點質疑〉，《大連民族學院學報》，第6卷第4期（遼寧：大連民族學院，2004.07），頁58-61。
何孝榮，〈葉向高與明末政局〉，《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福建：福建社會科學院，1994），頁62-66。
何孝榮，〈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4 期（山東：山東大學1997），頁39-45。
何孝榮，〈論高攀龍的用人思想及實踐〉，《史學集刊》，1999年第2期（天津：南開大學歷史所，1999），頁40-44。
何冠彪，〈清朝官方的「明亡於萬曆」說〉，《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8 卷第1 期（台北：國立編譯館館刊，1999），頁255-272。
林家鴻，〈明代內閣與英制內閣職權之分析〉，《革命思想》，第77卷第1期（台北：革命思想雜誌社，1994），頁17-26。
林璀瑤，〈從內閣人事嬗變看崇禎朝之政局--以「五十宰相」為中心之探討〉，《史耘》，第8期（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2002），頁71-97。
林麗月，〈李三才與東林黨〉，《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9 期（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1），頁95-110。
林麗月，〈閣部衝突與明萬曆朝的黨爭〉，《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2），頁123-141。
林麗月，〈「擊內」抑或「調和」？--試論東林領袖的制宦策略〉，《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14 期（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6），頁35-55。
林麗月，〈東F林運動與晚明經濟〉，收入《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台北：淡江大學中文系，1987），頁561-595。
林麗月，〈閣部衝突與明萬曆朝的黨爭〉，《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2），頁123-141。
林紹明，〈略論明代的內閣〉，《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41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2），頁82-86。
林楓，〈萬曆礦監稅使原因再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一期（福建：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2002），頁13-19。
林樺，〈葉向高《蒼霞草全集》散論〉，《貴州文史叢刊》，1997年第1期（貴州：貴州省文史研究館，1997），頁48-52。
周忠泉，〈李三才與東林黨新論〉，《史苑》，第51 期（台北：輔仁大學歷史學會，1990），頁31-60。
周學軍，〈東林黨人的作為：政治與經濟的背離〉，《江漢論壇》，第11 期（武漢：江漢論壇雜誌社，1988），頁66-70。
侯明，〈論明代言官的權責〉，《史學月刊》，1990年第3期（湖北：華中師範大學，1990），頁37-41轉30。
侯明，〈明末言官集團化的原因〉，《社會科學輯刊》，1991年第4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1991），頁80-84。
南炳文、李小林，〈關於萬曆時期的礦監稅使〉，《社會科學輯刊》，第68 期第3 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1988），頁95-101。
施友佃，〈晚明賢相與鐵面御史〉，《福州黨校學報》，1999年第1期（福建：福州市黨校學報編輯部，1999），頁58-60。
姜德成，〈明代內閣制淺議〉，《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4期（甘肅：蘭州大學，1998），頁104-110。
韋慶遠，〈論萬曆早年〉，《明史研究專刊》，第12期（台北：大立出版社，1998），頁1-112。
倪軍民，〈試論明季言路膨脹與政治失控〉，收入李洵、李澍田主編，《明史論集》，1993年6月1版1刷（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270-282。
唐克軍，〈明代官員升遷途徑述論〉，《史學月刊》，2004年第1期（湖北：華中師範大學，2004），頁38-47。
袁剛，〈明朝政府內閣的設置和禁直機構〉，《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3年第6期（福建：中共福建省委黨校，2003.06），頁72-75。
郭際明，〈明朝內閣制度淺析〉，《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1期（甘肅：甘肅教育學院，1997），頁27-30。
郭培貴，〈論明代中後期銓選的「獨重進士」〉，《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5期（河南：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出版部，2003），頁114-117。
張治安，〈明代內閣的票擬〉，《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24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71），頁143-156。
張治安，〈明代廷議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27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73），頁245-270。
張治安，〈明代廷推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29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74），頁203-226。
張治安，〈明代六科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31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75），頁13-46。
張治安，〈明代翰林院之組織及職掌〉，《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32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75），頁13-40。
張哲郎，〈明史官銜名詞譯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頁115-141。
張興吉，〈鄉官與明代政治生活〉，《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 期（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1999），頁21-26。
許大齡，〈試論明後期的東林黨人〉，收入《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126-157。
黃啟臣，〈萬曆年間礦業政策的論爭〉，《史學集刊》，第3 期（吉林：吉林社會科學院歷史所，1988），頁26-32；頁35。
陳支平、林楓，〈明代萬曆前期的商業稅制與稅額〉，收在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頁396-413。
陳梧桐，〈明人文集的史學價值〉，《明代研究通訊》，第3期（台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0）， 頁17-35。
陳俊，〈明神宗派出礦稅監補正〉，《雲南師範大學學報》， 31 卷5 期（雲南：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1999），頁32-34。
陳超，〈明代“大禮議”前後的內閣體勢變化〉，《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2003），頁38-42。
陳寶良，〈明人文集之學政史料及其價值〉，收入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編《明代文集與文人研究》（台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頁339-357。
梁希哲，〈明代內閣與明代的官僚政治〉，《史學集刋》， 47 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19-27。
舒敏，〈內閣和司禮監－明代皇權平衡的兩個砝碼〉，《麗水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浙江：麗水師專，1994），頁30-38。
傅榮珂，〈晚明政風與學風之探微〉，《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20 卷5 期（台北：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1987），頁35-44。
煥力，〈明代相權不予內閣〉，《內江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第5期（四川：內江師範學院歷史系，2003），頁106-109。
楊三壽，〈萬曆礦稅大興起止時間表〉，《雲南師範大學學報》， 第32 卷5 期（雲南：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2000），頁41-42。
楊三壽，〈萬曆礦稅大興被迫害官員補正〉，《思茅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6卷2 期（雲南：雲南師範大學，2000），頁26-19。
楊三壽，〈萬曆礦稅大興對官員的殘害及其影響〉，《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3 卷5 期（雲南：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2001），頁46-49。
楊濤，〈明朝萬曆中礦監進奉內庫考〉，《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 年6期（雲南：雲南師範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1986），頁48-51。
楊業進，〈明代經筵制度與內閣〉，《故宮博物院院刋》，第48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90），頁79-87。
楊樹藩，〈明代的內閣〉，《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18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68），頁315-338。
楊樹藩，〈明代科舉制度〉，《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20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69），頁207-232。
趙子富，〈明代的翰林院與內閣〉，《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6期（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8），頁98-104。
蔡明倫、李亞明，〈論明代言官維護皇權的政治功能-以嘉靖、隆慶、萬曆朝為中心〉，《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6卷第2期（江西：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編輯部），頁113-117。
蔡明倫、夏莉芳，〈明中後期言官蛻變的原因〉，《貴州社會科學》，第194期（貴州：貴州社會科學院，2005），頁144-146。
蔡瑞霞，〈論淮撫李三才〉，《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 卷4 期，（浙江：溫州師範學院，1999），頁28-32。
歐陽琛，〈論明代閣權的演變〉，《江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4期（江西：江西師大，1987），頁55-59。
雷飛龍，〈朋黨與政黨的比較觀〉，《思與言》，第2 卷第6 期（台北：思與言雜誌社，1965），頁31-41。
雷飛龍，〈家世地域與漢唐宋明的黨爭〉，《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14 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66），頁95-126。
鄭文君，〈試論東林黨人反對內閣專權的歷史意義〉，《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四川：四川大學，1994），頁63-70。
鄭澤森，〈試論東林黨人在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江漢大學學報》，1 期（武漢：江漢大學學報編輯部，1994年），頁95-102。
錢龍隼，〈葉向高與東林黨議〉，《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天津：南開大學學報編輯部，1995），頁28~32。
劉長江，〈明代科道官員參與廷議之得失〉，《川東學刊（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1期（四川：達縣師範高等專科學校，1998），頁45~49。
劉晉華，〈明代內閣制度與黨爭〉，《社科縱橫》，第18卷第3期（湖南：湘潭師範學院，2003），頁68-69。
樊樹志，〈東林非黨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 期（上海：復旦大學，2001），頁56-72。
鍾來茵，〈論紅丸案〉，《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第3期（江蘇：江蘇社會科學院文學所，1997），頁45-56。
謝貴安，〈《明實錄》修纂與明代政治鬥爭〉，《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湖北：武漢大學期刊社，1997），頁108-113。
韓道誠，〈明萬曆間礦稅之禍述略〉，《國立編譯館館刊》，第3 卷第1 期，（台北：國立編譯館館，1974），頁215-235。
藍東興，〈明中後期朋黨特點及其形成原因〉，《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貴州：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1998），頁37-40。
蕭憶梅，〈論張居正時代之閣權〉，《史學會刊》，第40期（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會，1996.06），頁21-28。
蕭衡倩，〈由明神宗時代御史的遷轉路線看太僕寺、太常寺、光祿寺的特殊作用〉，引自《史薈》第13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會，1983），頁74-87。
懷效鋒，〈明代首輔與司法〉，《中國法學》，1987年第4期（北京：中國法學會，1987），頁33。
羅麗馨，〈明代內閣制度〉，《文史學報》，第6期（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文史學報編輯委員會，1976），頁97-160。
三、近人著述（外文部分）
（一）英文專書
Dardess, John W.,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 the Donglin Faction and Its Repression, 1620-1627,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de Bary,W.T.,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de Bary,W.T.,et al.,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Goodman,L.Carrington,and Chaoying Fang,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Ho, Ping- ti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Huang, Ray黃仁宇,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Huang, Ray黃仁宇,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Hucker,Charles O.,The Censorial System of Ming China,.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Hucker,Charles O.,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1368-1644, Tucson :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1.
Hucker, Charles O.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Ricci, Matteo,China in the Sixteenth-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New York: Random House,1953.
Tsai, Shih-shan Henry蔡石山,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 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二）英文論文
Busch, Heinrich,“The Tung-lin Shu-yuan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Monumenta Serica,14,1949-1955,pp.1-163.
De Bary, Wm. Theodore, “ 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 in De Bary, Wm. Theodore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45- 248.
Huang, Ray黃仁宇,“Military Expenditur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Oriens Extremus 17,1970, pp. 1-12.
Hucker, Charles O.,“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1,1958, pp. 1-66.
Hucker, Charles O.,“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Chicago,1957, pp.І32-І62.
（三）日文專書
小川尚，《明代地方監察制度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9）。
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3）。
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東林黨と復社》，收入《東洋史研究叢刊》之五十（京都：同朋舍，1996）。
山本隆義，《中國政治制度の研究：內閣制度の起源と發展》，收入《東洋史研究叢刊》之十八（京都：同朋舍，1985）。
和田正廣，《明代官僚制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
（四）日文論文
山本隆義，〈明代內閣制度の成立と發展〉，《東方學報》，21 冊（東京：東方學會，1961），頁87-103。
小野和子，〈東林黨考（一）--淮撫李三才をめぐつて〉，《東方學報》，52 冊（東京：東方學會，1980），頁563-594。
小野和子，〈『萬曆邸鈔』と『萬曆疏鈔』〉，《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13卷（福岡：九州大學，1984），頁33-51。
小野和子，〈東林黨考（二）--その形成過程をめぐつて〉，《東方學報》，55 冊（東京：東方學會，1983），頁259-323。
和田正廣，〈萬曆政治における員缺の位置〉，《東洋史論集》，4冊（福岡：九州大學文學部，1975），頁38-57。
岡崎由美，〈萬曆の怪文書-「憂危竑議」に踊らされた人々〉，《中國文學硏究》， 13卷（東京：生活社，1987），頁73-88。
岩見宏，〈晚明財政の一考察〉，收入岩見宏、谷口規矩雄編，《明末清初期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9），頁271-300。
城井隆志，〈萬曆二十年代の吏部と黨爭〉，《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13輯（福岡：九州大學文學部，1984），頁52--82。
城井隆志，〈萬曆三十年代における沈一貫の政治と黨爭〉，《史淵》，122輯（福岡：九州大學文學部，1985），頁95-135。
城井隆志，〈明末の一反東林派勢力についえて顧天埈おめつて〉，收入明代史研究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上）（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263-281。
櫻井俊郎，〈明代題奏本制度の成立とその变容〉，《東洋史研究》，51卷1期（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92），頁1-29。
四、工具書
大化書局編，《明代地方志傳記索引》（台北，大化書局，1986）。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明代政治制度史》全體研究生編，《明代政治制度
史類目初稿》（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中國近八十年明史論著目錄》，
（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四庫全書索引編纂小組，《四庫全書傳記資料索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田繼綜編，《八十九種明代傳記資料綜合引得》（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1966）。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索引》（台北：明文出版社，1991）。
徐泓，〈五十年來台灣的明史研究之回顧〉，《五十年來台灣的歷史學研究之回顧》（三）（台北：正中書局，1974），頁379~452。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5-1966）。 |
[Endnote RIS 格式]
[相關文章]
[文章引用]
[完整記錄]
[館藏目錄]
[檢視]
plurk
funp
live
udn
HD
myshare
netvibes
friend
youpush
delicious
baidu
Google bookmarks
del.icio.us
hemidemi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red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