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
戴珮捐(Pei-chuan Tai)
查詢紙本館藏 |
畢業系所 |
歷史研究所在職專班 |
| 論文名稱 |
秦邦憲之研究（1926-1946）
(A Study on Qin Bang-Xian（1926-1946）)
|
| 相關論文 | |
| 檔案 |
 [Endnote RIS 格式]
[Bibtex 格式]
 [相關文章]  [文章引用]  [完整記錄]  [館藏目錄]  [檢視]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
| 摘要(中) |
秦邦憲於1926年底被中共委派至蘇聯留學，在經歷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內一連串的鬥爭後和與陳绍禹建立了緊密的關係，並成為米夫的支持者，而留學蘇聯的背景使他在回國後被歸類為國際派。1930年秦邦憲回到上海，時值立三路線之激進思想擴張，他和陳绍禹藉由反立三路線取得了政治上的發展，國際派也在米夫主持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中進入了領導的階層。1931年，年僅24歲的秦邦憲成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他為了鞏固軍政大權，藉寧都會議剝奪了毛澤東的軍權，在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後，秦邦憲更發動了「反羅明路線」，以消除毛澤東在共軍中的影響力。1933 年9 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展開了第五次圍剿，秦邦憲和李德親自領導的廣昌之役戰敗，紅軍被迫向西突圍，在長征的途中，毛澤東藉著召開遵義會議的機會迫使秦邦憲卸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職務。卸任後的秦邦憲仍繼續協助黨務工作，包括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和促使「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以及接掌新華社與《解放日報》。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秦邦憲作為「錯誤路線」的代表，成為被批判的首要對象，《解放日報》也在毛澤東的要求下進行改版。1946年秦邦憲飛赴重慶參與憲草審議會，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而罹難。
|
| 摘要(英) |
Qin Bang-xian was sent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o the Soviet Union for studying abroad. After experiencing a series of struggles in Moscow’s Sun Yat-sen University, Qin establish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en Shao-yu and
became a supporter of Pavel Mif. After Qin returned to China, he was classified as an international clique due to his stud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1930, Qin retuned to
Shanghai. Coincidi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radical thoughts of Li-San line, Qin and Chen Shao-yu gained the political momentum from anti-Lisan line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also entered into leadership i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CP chaired by Pavel Mif. In
1931, at 24 years old, Qin became the top leader of CCP Central Committee. For consolidating his ow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Qin deprived Mao Zedong of his military power. The interim central authority having entered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Qin even launched “Anti-Loming Line” to remove completely Mao’s influence c in
the Communist military at Ning-Du Meeting. In September 1933, Chiang Kai-shek launched the fifth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Qin and Otto Braun personally led the failed Battle of Guang-Chang, the Red Army was forced to breakthrough westward. In the way of Long March, Mao forced Qin to resign as the top leader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CCP at Zunyi Meeting. After resigning, Qin still continue to assist in party affaires including peaceful solution of Xian Incident and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econd KMT-CCP cooperation” and taking over Xinhua News Agency and Liberation Daily. In 1942, Mao launched Rectification Movement of Yanan. As a symbol of “wrong line”, Qin became a primary critical person. “Liberation Daily” was also forced to revise under the request of Mao. In 1946, Qin was killed in a plane crash on the way back to Yanan after participating in a draft constitution hearing in Chongqing.
|
| 關鍵字(中) |
★ 遵義會議
★ 秦邦憲
★ 共產國際
★ 延安整風運動 |
關鍵字(英) |
★ Qin Bang-xian
★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Zunyi Meeting |
| 論文目次 |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誌謝 ……………………………………………………………………………… iii
目錄 ……………………………………………………………………………… i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二章 成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背景 …………………………………… 13
第一節 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經歷 …………………………………… 13
第二節 反立三路線的政治契機 ………………………………………… 27
第三節 成為中共中央最年輕的最高領導人 …………………………… 45
第三章 權力的頂峰與失權 …………………………………………………… 60
第一節 反國軍第五次圍剿 ……………………………………………… 60
第二節 秦邦憲與兩萬五千里長征 ……………………………………… 78
第三節 秦邦憲失權 ……………………………………………………… 91
第四章 卸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之後的秦邦憲 ………………………… 105
第一節 秦邦憲的黨務工作 ……………………………………………… 105
第二節 秦邦憲的新聞事業 ……………………………………………… 123
第三節 秦邦憲與延安整風及黑茶山遇難 ……………………………… 136
第五章 結論 …………………………………………………………………… 155
徵引書目 ………………………………………………………………………… 171
|
| 參考文獻 |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六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八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九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三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四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
中央檔案管編，《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硏究室、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編，《解放區廣播歷史資料選編
（1940-1949）》（北京市: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5）。
中共中央黨史硏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中共黨史資料編輯部編，《親歷重大歷史事件實錄》，第一卷（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年）。
中共黨史資料編輯部編，《親歷重大歷史事件實錄》，第二卷（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楊尚昆年譜（1907-1998）》，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年）。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華通訊社等編輯，《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 年）。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中共中央文獻室二部編，《周恩來自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1929-1958 軍事年譜》（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新聞研究資料編輯部編，《新聞研究資料》，第17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新聞研究資料編輯部編，《新聞研究資料》，第26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新聞研究資料編輯部編，《新聞研究資料》，第4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新聞研究資料編輯部編，《新聞研究資料》，第42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朱文原，《西安事變史料》，第三冊─大事紀要（一）（臺北縣：國史館，1994 年）。
朱文原，《西安事變史料》，第一冊─重要函電（上）（臺北：國史館，1993 年）。
胡璞玉，《抗戰史料叢編初輯》，第一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74 年）。
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秦邦憲（博古）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
薛謀成、鄭全備編，《“福建事變”資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二、專書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上冊（臺北：國防部史
政編譯局，1993 年）。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三部─剿共》，下冊（臺北：國防部史
政編譯局，1993 年）。
于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上（人民出版社，1981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中央文獻出版社編，《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年）。
中共中央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
中國共產黨編年史委員會編，《中國共產黨編年史1927-1936》，第二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
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編，《朱德自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 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王明，《中共50 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二篇江西時期（臺北：漢京文化出版社，1988 年）。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篇延安時期（臺北：漢京文化出版社，2001 年）
王禹廷，《細說西安事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 年）。
王實等，《中國共產黨歷史簡編》（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
方曉主編，《中共黨史辯疑錄》（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年）。
孔永松、林天己、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據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司馬敦桑，《張學良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 年）。
回憶張聞天編寫組編，《回憶張聞天》（長沙：湖南人民出版杜，1985 年）。
伍修權，《我的歷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2 年）。
朱成甲編，《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中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伏拉狄米洛夫，《延安日記》（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6 年）
李建國，《中、俄共黨人物論》（臺北：黎明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
李思慎、劉之坤，《李立三之謎─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曲折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 (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年)。
李天民，《評周恩來》（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 年）。
李德，《中國紀事》（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
吳相湘，《中國共產黨之透視第3 輯俄帝侵略》（臺北：文星書店，1962 年）。
吳保樸、李志英，《秦邦憲（博古）傳》（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7 年）。
吳明剛，《福建事變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兩萬五千里大逃亡1928─1936）》（臺北：書華出版社，1993 年）。
辛子陵，《林彪正傳》（香港：利文人民出版社，2007 年）。
余伯流、淩步機，《中央蘇區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呂星斗等編，《周恩來和他的事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
呂星斗，《毛澤東和他的事業》，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年）。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年）。
何沁等著，《中共黨史講義》（北京：中央大學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余瑋，《敦厚朱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杜維運發行，2003 年）。
林天乙，《中共黨史論叢》（長沙：岳麓書社出版，2005 年）。
林華平，《陳濟棠傳》（臺北：聖文書局，1996 年）。
金冲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
周國全、郭德宏、李明山，《王明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胡華，《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5 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上（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 年）。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下（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 年）。
洪京陵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四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
姚立夫等編著，《西安事變珍史》（臺北：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9 年）。
特里爾著，劉路新、高慶國等譯，《毛澤東傳》，（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的領袖們》（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 年）。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一）（臺北：中國國民黨，1985 年）。
埃德加‧斯諾著，奚博銓譯，《紅色中華散記（1936-194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 年）。
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臺北：一橋出版社，2002 年）。
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陝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北京：陝西旅游出版社，1986 年）。
郝晏華，《從秘密談判到共赴國難─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探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年）。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1年）。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系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3 年）。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系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5 年）。
盛嶽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
張鐵男、宋春、朱建華主編，《中國統一戰線大事紀事本末》（長春市：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 年）。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香港，明報月刊，1974 年）。
梅劍主編，《國共祕事》，第2 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 年）。
陳雲，《隨軍西行見聞錄》（北京市：红旗出版社，198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 年）。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譯，《第七次代表大會前的共產國際》（北京：中國大學出版社，1993 年）。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程中原，《張聞天的非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
程中原，《張聞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年）。
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編，《新華社回憶錄》（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 年）。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書局有限公司，1999 年）。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
楊天石，〈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4（臺北：風雲時代，2009 年）。
楊天石，〈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5（臺北：風雲時代，2009 年）。
楊炳章著、郭偉譯，《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
奧托．布朗著、國防部情報局譯，《李德回憶錄》（臺北，國防部情報局，出版年不詳）。
劉鳳翰，《中國近代軍事史叢書第五輯─抗戰》，下冊（臺北：黃慶中，2008 年）。
劉伯承，《劉伯承回憶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年）。
劉家泉，《宋慶齡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 年）。
劉云萊，《新華社史話》（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年）。
劉益濤，《十年紀事─1937-1947 年毛澤東在延安》（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
熊向暉等著，《中共地下黨現形記》（臺北：傳記文學社，1991 年）
蔡國裕，《中共黨史》，第一冊上海瑞金時期（臺北：國史館，1988 年），頁153。
蔡國裕，《中共黨史》，第二冊延安時期（臺北：國史館，1990 年）。
蔡孝乾，《台灣人的長征紀錄一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 年）。
蔣中正、蔣宋美齡，《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76 年）。
黎辛、朱鴻召編，《博古─39 歲的輝煌與悲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5 年）。
韓文甫，《鄧小平傳（革命篇）》（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
韓素音著、王弄笙等譯，《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戴茂林、曹仲彬，《王明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年）。
鍾君、龍夫，《紅色帷慕下的較量─毛澤東與王明》（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 年）。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 年）。
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西安事變與周恩來同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
三、期刊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立三路線錯誤的討論〉，《布爾塞維克》，卷4 期3（1931 年），頁60-61。
毛澤東，〈毛澤東有關遵義會議的部分論述（1945 年05 月—1964 年03 月）〉，《文獻和研究》，期1（1985 年），頁6-8、10。
毛澤東，〈毛澤東關於延安整風的一組函電〉，《文獻和研究》，期8（1984 年），頁1。
毛澤東，〈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獻和研究》，期1（1985 年），頁4-6。
毛澤東，〈關於報紙及編譯工作給凱豐同志的信〉（1942 年09 月15 日），《文獻和研究》，期9（1982 年），頁9-10。
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1938 年9 月），載《文獻和研究》期4（1986 年），頁27-29。
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黨的文獻》，期3（1990 年），頁70-74。
王有海，〈第一個公開反對立三路線的人──繼中共早期黨內鬥爭中的何孟雄〉，《福建黨史月刊》，期6（2003 年），頁38-41。
王中人、盧文華，〈鬥爭激烈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文史精華》，期3（2002 年），頁15-20。
王中人、盧文華，〈鬥爭激烈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續）〉，《文史精華》，期4（2002 年），頁21-26。
王新生，〈李德來華的身分與任務新探〉，《近代史研究》，期1（2009 年），頁141-151。
尤望華，〈博古對我黨新聞事業的傑出貢獻〉，《江南論壇》，期2（1998 年），頁45-46。
史唐，〈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回憶〉，《百年潮》，期2（2005 年），頁32-36。
司宜林、柳作林，〈遵義會議後的博古研究〉，《湘潮》，期8（2008 年），頁5-6。
安然、榮燕，〈米夫扶植王明上臺的前前後後〉，《文史精華》，期11（2002 年），頁25-29。
朱世榮，〈試論黎平轉兵〉，《文獻和研究》，期1（1987 年），頁45-47。
朱德、王稼薔、彭德懷，〈紅一方面軍兼政委毛澤東暫回政府工作遺職由周恩來代理的通令〉（1932 年10 月12 日），《文獻和研究》，期2（1987 年），頁39。
朱鴻召，〈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的前前後後〉，《同舟共濟》，期11（2008 年），頁50-51。
朱玉、王年一，〈也談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請教范碩同志〉，《西北師大學報》，卷41期 6（2004 年），頁43-48。
何方，〈張聞天與所謂的“二十八個半”〉，《文史精華》，期9（2003 年），頁4-9。
何立波，〈中央蘇區時的周恩來與毛澤東〉，《文史精華》，期7（2004 年），（2004 年），頁4-13。
何立波，〈反“江西羅明路線”始末〉，《文史精華》，期4（2004 年），頁31-37。
汪洋，〈王明憑啥會身價百倍成為“正確路線代表”〉，《報刊薈萃》，期2（2003 年），頁21-22。
李東朗，〈王明到底有什麽國際背景〉，《百年潮》，期12（2008 年），頁61-66。
李海文，〈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接觸和談判的歷史過程〉，《文獻和研究》，期6（1984年），頁16-19。
李海文，〈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的歷史過程〉，《文獻和研究》，期4（1985 年），頁39-42。
李紅軍，〈猴場會議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之我見〉，《咸寧學院學報》，卷28 期4（2008 年），頁74-76。
李宗輝，〈中央紅軍長征前戰略轉移的若干問題再探〉，《吉安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卷18 期2（1997 年），頁1-7。
李玉貞，〈西安事變前後的莫斯科〉，《百年潮》，期12（2005 年），頁18-25。
李永昌，〈關於“江浙同鄉會事件”的幾問題〉，《中共黨史資料研究》，期5（2004 年），頁81-87。
吳家華，〈關於中央蘇區紅軍戰略轉移的準備〉，《黨史文苑》，期5（1996 年），頁9-10。
吳文燾，〈憶博古與《解放日報》〉，《紅岩春秋》，期3（1998 年），頁18-20。
祁州，〈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時期的周恩來〉，《文史精華》，期5（1998 年），頁24-29。
周玉文、張學進、餘湘，〈秦邦憲與王明路線〉，《婁底師專學報》，期4（2002 年），頁16-17、32。
周蕙，〈董健吾的兩次陜西之行〉，《黨史文匯》，期1（1999 年），頁24-31。
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王稼薔，〈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負責人關於左路軍應立下決心改道北進的指示〉（1935 年09 月08 日），《文獻和研究》，期4（1990 年），頁79。
吳保樸、李志英，〈秦邦憲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縱橫》，期2（1999 年），頁46-50。
青石，〈王明留學莫斯科〉，《黨史天地》，期8（2003 年），頁16-20。
周恩來、博古，〈周恩來、博古致中央書記處電〉（1936 年12 月25 日），《文獻和研究》，期6（1986 年），頁35。
施平，〈英勇的西征〉，《黨的文獻》，期5（1996 年），頁5、6-17。
柳百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稱號的由來〉，《炎黃春秋》，期12（1999 年），頁70-7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編寫組，〈胡喬木回憶延安整風(上)〉,《黨的文獻》，第1（1994年），頁37-4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編寫組，〈胡喬木回憶延安整風(下)〉，《黨的文獻》，期2（1994年），頁59-71。
高煜英，〈國民黨在第五次“圍剿”中的“堡壘政策”〉，《文獻和研究》，期6（1984 年），頁20-21。
高煜英，〈紅四方面軍長征中的兩個史實〉，《文獻和研究》，期10（1983 年），頁24、29-30。
秦鐵口述，〈我的父親秦邦憲〉，《縱橫》，期12（2007 年），頁21-25。
秦福銓、黎辛，〈博古交權以後〉，《黨史文苑（學術版）》，期21（2006 年），頁14-17。
梁勵，〈李德來華使命真相〉，《中學歷史教學參考》，期9（1997 年），頁4-6。
凌步機，〈共產國際與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和福建事變〉，《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學報》，卷1 期5（2008 年），頁40-46。
海潮，〈誰曾阻止毛澤東參加長征〉，《八桂僑刊》，期5（2004 年），頁51。
馬洪武，〈再談遵義會議中的幾個問題〉，《南京政治學院學報》卷22 期5(2006 年)，頁9-13。
殷子賢、梁惠榮，〈關於中央紅軍西征幾個問題的介紹與探討〉，《文獻和研究》，期3（1986年），頁29-36。
殷子賢，〈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張國燾的謬說〉，《文獻和研究》，期2（1987 年），頁57-60。
孫國林，〈毛澤東與延安《解放日報》〉，《黨史博采（紀實）》，期5（2006 年），頁4-9。
陳夕，〈博古的曲折思想歷程〉，《中共黨史研究》，期2（1997 年），頁71-76。
陳群，〈關於陳雲向共產國際報告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黨的文獻》，期4（2001年），頁28-31。
陳家鸚、邵曉秋，〈博古嘔心瀝血主辦《解放日報》〉，《黨史博采》，期12（2004 年），頁45-48。
曹春榮，〈博古對待福建事變的態度緣何前許後拒？〉，《黨史研究與教學》，期6（2007年），頁52-56。
曹英，〈從秋收暴動到長征會師─毛澤東軍事領袖地位的確立述論〉，《武漢交通職業學院學報》，卷8 期1（2006 年），頁53-60。
郭華倫，〈五次圍剿與蘇區紅軍的失敗〉，《匪情月報》，卷10 期6（1967 年），頁102-115。
張景堂、潘合定，〈長征前夕一次成功的談判〉，《文獻和研究》，期6（1986 年），頁21-23。
張培森，〈博古擁護新中央的幾件事〉，《百年潮》，期5（1997 年），頁23。
張培森、程中原、曾彥修，〈張聞天與西安事變〉，《黨的文獻》，期3（1988 年），頁6-13。
章學新，〈推動延安整風的關鍵性會議——真誠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諉過、倒算〉，《黨的文獻》，期6（1997 年），頁66-72。
逢先知，〈關於黨的文獻編輯工作的幾個問題(下)〉，《文獻和研究》，期3（1987 年），頁56-61。
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與南京當局談判之意見〉（1936 年3 月4 日），《文獻和研究》，期4（1985 年），頁2。
馮曉蔚，〈從政浮沉說博古〉，《文史春秋》，期7（2006 年），頁15-21。
馮都，〈他曾是黨史上最年輕的領導人─剖析博古曲折的傳奇人生〉，《黨史縱覽》，期2（2001 年），頁28-31。
馮都，〈“中共中央的小伙子”─博古年輕曲折的人生軌跡〉，《黨史縱橫》，期1（2002年），頁16-19。
程中原記錄整理，〈1997 年3 月22 日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期6（1998年），頁24-27。
程中原，〈楊尚昆談張聞天與遵義會議〉，《共產黨員》，期19（2008 年），頁57。
富耀南，〈略論秦邦憲的歷史地位〉，《黨史研究與教學》，期2（1997 年），頁24-27。
嵇立群，〈一代政治明星的搖籃─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史博覽》，期2（1994 年），頁30-32。
黃道炫，〈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軍事策略考察〉，《歷史研究》，期2（2006 年），頁3-22。
費侃如，〈紅軍危難的歷史關頭──遵義會議前後的毛澤東〉，《黨史縱橫》，期1（1995年），頁4-8。
溫濟澤，〈知過即改方為馬列─紀念博古誕辰90 週年〉，《炎黃春秋》，期5（1997 年），頁11-16。
楊奎松，〈“江浙同鄉會 ”事件始末〉，《近代史研究》，期3（1994 年），頁193-219。
楊奎松，〈“江浙同鄉會 ”事件始末（續）〉，《近代史研究》，期4（1994 年），頁213-241。
楊奎松，〈向忠發到底是怎樣一個中共總書記〉，《炎黃春秋》，期5（1996 年），頁29-37。
萬京華，〈博古與延安《解放日報》〉，《采、寫、編》，期1（2007 年），頁53-55。
萬京華，〈兩度擔任新華社社長的博古〉，《新聞愛好者》，期10（2004 年），頁44-45。
趙志峰，〈莫斯科中山大學紀事〉，《黨史博覽》，期2（1999 年），頁46-48。
熊廷華，〈王明曾經稱頌毛澤東〉，《黨史天地》，期2（2004 年），頁24-27。
翟昭明，〈扎西會議有關問題新考〉，《昭通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卷28 期3（2005年），頁6-12。
裴曉軍、吳廷俊，〈《解放日報》的改版與毛澤東在黨內領袖地位的確立〉，《新聞知識》，
期2（2008 年），頁6-8、42。
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四川黨史》，期6（1994 年），頁33-37。
劉中剛、孔凡銅，〈試論長征前期周恩來在“三人團”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黨史研究》，期6（1996 年），頁23-27。
劉平，〈論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貢獻─兼論張聞天的思想轉變〉，《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報)，期3（1996 年），頁36-39、50。
劉勉鈺，〈應當全面看待和實事求是評價凯豐〉，《黨史文苑（學術版）》，期9（2006 年），頁4-12。
劉江船、程薇，〈博古新聞管理實踐及思想貢獻〉，《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期1（2007年），頁78-81。
劉良，〈博古─從錯誤中走出來〉，《黨史文苑》，期6（1997 年），頁9-12。
黎辛，〈丁玲與秦邦憲〉，《新文學史料》，期3（2007 年），頁132-136。
黎辛，〈博古：中國新聞事業的開拓者〉，《書屋》，期10（2006 年）頁72-76。
黎辛、劉小飛，〈秦邦憲與延安文藝一紀念秦邦憲犧牲六十週年〉，《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28 期4（2006 年），頁21-26。
黎辛，〈對秦邦憲同志的深情憶念〉，《黨的文獻》，期4（2008 年），頁73-75。
潘合定、費雲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文獻和研究》，期4（1985 年），頁35-39。
鄭貞，〈毛澤東對《解放日報》的關心與指導〉，《文獻和研究》，期4（1991 年），頁82、91-92。
鄧文儀，〈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前後〉，《東方雜誌》，復刊卷10 期5（1976 年），頁56-61。
曉農，〈反“羅明路線”的端來由去〉，《黨史博采》，期1（2003 年），頁10- 14。
曉農，〈三次捍衛黨的統一的博古〉，《黨史博覽》，期9（1999 年），頁38-42。
薛慶超，〈長征中的重大決策（三）〉，《共產黨員》，期3（2006 年），（2006 年），頁59-60。
韓廣富，〈應該肯定博古在抗戰前後的歷史貢獻〉，《黨史博采》，期9（1994 年），頁23-26。
韓廣富，〈博古在遵義會議後的主要任職及活動〉，《黨史文苑》，期2（1996 年），頁42-44。
韓廣富，〈博古在遵義會議以後〉，《黨史縱覽》，期6（1996 年），頁18-21。
韓廣富，〈博古對黨的新聞事業的貢獻〉，《長春師範學院學報》，卷21 期1（2002 年），頁49-52。
韓廣富，〈博古對民主革命時期黨的新聞出版事業的貢獻〉，《呼蘭師專學報》，期1（1996年），頁7-12。
魏克威，〈遵義會議之歷史真相（上）〉，《匪情月報》，卷11 期8（1968 年），頁105-110。
懷遠，〈王明、毛澤東與蘇聯〉，《匪情月報》，卷17 期3（1974 年），頁7-10、41。
顧作霖，〈建寧中心縣委擴大會議的成功〉，《鬥爭》，期15（1933 年），頁14。
四、學位論文
張江紅，〈博古的新聞實踐與新聞思想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5 月。
黃公弼，〈立三路線之研究（1928-193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1 年。
五、報刊
《紅色中華》，1933 年2 月10 日，版1。
《紅色中華》，1934 年9 月29 日，版1。
《紅色中華》，1934 年9 月29 日，版3。
|
| 指導教授 |
齊茂吉(Mao-Chi Chi)
|
審核日期 |
2010-6-11 |
| 推文 |
 facebook  plurk  twitter  funp  google  live  udn  HD  myshare  reddit  netvibes  friend  youpush  delicious  baidu
|
| 網路書籤 |
 Google bookmarks  del.icio.us  hemidemi myshare
|
